主宾国中国官方在书展期间主办的活动多是由代表团成员所参与的纯文学性的讲座或朗读，如莫言、苏童、陈染、绵绵、铁凝、安妮宝贝、阿来、东西、余华、徐则臣、李洱、刘震云等各个领域的讨论会。不论主题是什么，人权问题几乎总要出现，并且引起热烈的争论。像前学联主席钱跃君参加了一场关于德中两国友好城市和经济合作问题的座谈，由于在座的发言人都是德国企业界人士，他们对于中国的投资和合作项目，表示满意，但是对于中国老百姓对环境污染和劳工环境的抱怨并不提及，钱跃君就不得不提出经济浪潮下的职工权益和人权问题了，会场气氛一下就热络起来。听众们的参与感也随之提升。
德方组织的活动中，每天有平行的十数场、内容丰富，涉及中国经济、文学、社会领域的讨论会。弥补了躲在文学角落里的中国官方节目的单一性。总之，书展期间，节目繁多，参观者疲于奔命，笔者挂一漏万，在此只能点到为止。
 | | 吴弘达、廖天琪在座谈会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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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另外一场饶有趣味的讨论会主题是“韦伯，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德式误解”。参加讨论的是韦伯（Max Weber）专家王容芬博士和汉学家施密特格林策教授（H·Schmidt-Glintzer）以及德国笔会会长斯塔色先生（J. Strasser）。主持人史明以优雅流畅的德语引入正题。提出基督教新教伦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端并兴盛的坚固基石的韦伯，曾经提出儒教、道教盛行的中国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王容芬一上来就否定了这一点，她举出了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受儒教影响的地区，照样资本主义发达。施密特教授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非适合中国，韦伯的理论是在战争阴影下的产物，他认为自由应当有限度，否则会失控。中国政府就是用宪法来约束这种危险。他还说中国人民有宗教自由，全国各地许多教会，只要能在宗教局登记注册，人们就能去教会，而教会信众很多，其中不乏有钱人。这位教授代表的是西方社会里的“抬轿”典型，专门为中国官方捧场，以稳固自己进出中国享有特权的地位。他们向德国社会传达的是片面和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斯塔色先生身上有着欧洲六八世代“造反学生”的烙印，但是他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韦伯的理论是否能够适用，哪怕是借鉴，都不愿下任何定论。他说西方花了两百年才步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如今要在二十年内成就这种转换，如何让人来做固定的评价？的确，当前中国曼彻斯特式的资本主义令所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失算。
这几天，劳改基金会的摊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有西方人，也有不少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他们被挂在墙上的巨幅关于劳改问题和死刑枪毙人的图像吸引了。摆在书架上的政治犯系列《黑色文库》更是让不少中文读者驻足翻阅。还有基金会新出版的《劳改》画册，里面的残酷图像令观者震惊，纷纷提出问题。对于懂汉语的西方人，这个课题并不陌生，反倒是青年一代的中国“愤青”很不以为然，觉得展出这样的家丑，很不妥当。
中午有一场吴弘达先生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从一名青年学生落为劳改犯的经过。他在劳改营里度过19年的青春，数次走过死亡幽谷，出来时已是华发早生的中年人了。许多听众提出问题，他们了解到劳改就是苏联的古拉格，都是压制人的专政工具，只是不明白为何今天这种非人性的制度还依旧存在。当他们知道劳改犯也是廉价（甚至是无偿）的劳工时，就明白为何常常能在市场上买到极为便宜的中国产品的原因了。一小时的座谈过去，还有许多人流连在摊位上翻看收录了中国一千多所劳改监狱的《劳改手册》，他们想看看能否找出劳改产品的蛛丝马迹。 一位女士说，一个有良心的人是不愿购买廉价的血汗产品的。可惜所有的劳改产品都标上了截然不同的标签，顾客无从知道产品的源头是否来自监狱劳工。
 | | 吴弘达向来宾介绍劳改基金会的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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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October 1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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