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好惊。不断有人跟我说，解放军一入城便会拉一批反动分子，有人说要拉3,000人，有人说400人，也有人说一百几十。甚至一向冷静、谨慎的杨怀康亦对这些传闻半信半疑。我想，即使拉二、三十人我也会榜上有名吧。
我于是作好心理准备，盘算给拉了会带甚么书去坐牢；倘若被驱逐出香港，我则打算举家搬到三藩市去。作好心理准备，我以为接受现实便可以处之泰然了。怎知午夜惊醒，还是标一身冷汗，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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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受了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心情开始平静下来，不再害怕。我是否因为惊慌，渴求上主的守护而皈依天主教？后来我察觉，神的慈爱不是可以祈求得到的，而要靠上天恩赐的机缘。
就算没有皈依天主教，九七年后其实我亦不用害怕。解放军入城后没有拉人，现今街道上也见不到解放军。一切没有想像中可怕，但我仍然信奉天主，感恩心灵的安乐，信仰显然与我最初的恐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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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进城非但没有拉人，一如邓小平承诺，香港马照跑、舞照跳，连我们传媒的舆论自由也没有受到禁制。当然，回归后大部份传媒确实是在舆论上自我审查起来，有些更成为了北京和香港政府的喉舌，取态比《人民日报》更不问是非、更左倾。不过那不是北京镇压或威逼的结果，而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深明中共对传媒一向态度强硬，心存恐惧，故此无论是新闻报道或发表舆论都小心翼翼，惟恐得罪北京而没有好结果。
此外，有些行家则彻头彻尾利润挂帅，希望做了北京的喉舌便可以得到商业利益，或者获准在大陆的庞大媒体市场分一杯羮。亦有一些人以为一赢得北京大人的垂青、接近权力核心，便从此飞黄腾达、光宗耀祖。这些让香港传媒蒙羞的传媒老板其实是自作孽，自我审查并非北京刻意控制传媒的结果。
我们壹传媒说得上是香港的反对派了，也顺理成章成为北京和香港政府的眼中钉。不过坦白说，我们没有受过甚么具体的打压或迫害，压力当然是无形的，而抵制更是走不掉了；在强权专政下坚持民主自由，我们难道还奢望有免费午餐吗？
中国政府不容许我们集团的记者到大陆采访，香港政府也把他们摒诸吹风会的门外，而我自己则更是十多年进不得大陆了。你如果只是看香港《苹果日报》而不看其他报纸，你不难会以为香港是没有地产行业的，因为几乎所有地产公司都不在《苹果》登广告；而大部份在大陆有生意的本地大公司也不会在我们的报纸或杂志卖广告。这些杯葛每年令我们蒙受约二亿港元的损失，那是相当于我们广告总收入的四分一以上。
广告杯葛是回归后才开始的。初期只是局部性、间歇性的，及至胡锦涛坐正了，杯葛便变得组织严谨和长期性了。以前被杯葛，我们向广告商查询，他们会报以同情，表示无可奈何；现在则全面恶化至他们见也不敢见我们，可见压力有多大了。
在传媒享有真正自由的民主国家，这样的杯葛简直匪夷所思。在专政独裁的中国，只闩水喉，而不动粗禁制打压，那算是仁政了。故此，为了支持争取民主自由，为了替香港市民保留一片作其不平鸣的自由空间、替他们发出反对的声音，我们甘愿承受杯葛，我们责无旁贷啊。食得咸鱼抵得渴，是不是？我们既然甘愿做北京政府、香港政府的眼中钉，那么受到制裁杯葛是应该的。不识时务必然有代价，这个我们明白。
十年来香港即使历尽风雨──立法局下车、董建华七年劣政和几次人大释法对司法独立的损害──我仍然不怀疑北京履行一国两制承诺的诚意。出现这些失误，那主要是北京对香港人没有信心，故此才事事作最坏的打算。摸着石头过河，也就难免会踩到一些泥氹的。专制惯了的北京领导人，不信任自由惯了的香港人，要把他们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那不是自然不过的条件反射吗？
但凡专政的独裁者都有这样的不安全感，而这个不安全感也陷香港的政改方案于进退两难的困局。尽管普选是《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权利，但不少人却以为那是北京换取英国人交出主权的权宜之计。故此在他们来说，过渡后北京便不会真心履行《中英联合声明》，让香港人透过普选实现港人治港。对这些怀疑北京诚意的人来说，向独裁者要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是绝不可能的事。我不像他们那样悲观，我相信北京自己也知道，履行《基本法》、容许香港实行普选，会给中国带来莫大的好处。我同意，向独裁者争取普选是与虎谋皮。在整个中国，香港只是一块很小的地方；但在全世界的眼中，小小香港却是全中国最为人触目的地方。中国是一只大老虎，香港犹如这只老虎额头上的一小块皮，忍痛剥下，老虎头上便会现出光环，让牠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显得更友善、更容易为人接受。为了抬高中国的世界地位，这又算得上是甚么代价？民主是今日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正在迅速膨胀，这令不少人感到不安；他们视强大起来了的中国为洪水猛兽。中国要成为实力与地位相称，被世人认同、真正处于领导地位的世界强国，便要展示出较为友善的脸孔。民主、自由的香港可以成为中国向全世界展示善意的示范单位。要被世人接受，中国必定先要接受全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民主。没有与文明世界共通的价值观，人们便永远会对中国心存猜忌，把中国排斥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自尊心也越来越强，那又怎能接受这样的歧视？
然而这一刻便在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吗，这个北京是绝对不会考虑的，这样做的风险来得太大了。怎样打破这个困局？一个办法是先让香港实行普选，让世人看到中国非但履行《基本法》的承诺，更有诚意接受世界主流价值观。如斯一来，非但可以缓和世人对中国的顾忌，更进而增加对中国的信任，接纳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扮演一个更为吃重的角色。这样做更有个额外的分红──给中国更多时间解决本身在政治改革上遇到的难题。北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香港实行《基本法》赋予的普选权利。只不过北京独裁者欠缺安全感，以致十年了这个承诺还不能兑现。这个心理障碍一时之间难以克服，故此北京不会自动自觉让香港实行普选。我们香港人必须帮北京一把，站出来争取普选，让这个诉求化作支持特首曾荫权上京争取的力量和理据，让曾荫权帮北京独裁者克服他们畏惧民主的心理障碍。回归十年了，北京和香港人都尽了极大的努力兑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承诺。对香港实行普选北京现今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疑惑，十年来这个疑惑成为了兑现一国两制的承诺、巩固《基本法》的合法性的最大挑战。我们必须尽力争取实行普选这个既有的权利，克服当前面对的宪政危机，否则，往后十年，我们便只好无奈地听任强权的摆佈了。 观察文稿（www.observechina.net），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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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May 3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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