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黑星人”那里看到一篇写林昭的文章，“黑星人”对林昭宁死也要坚持信念的行为击节赞赏。我注意到有一篇评论，劝告“黑星人”不要去碰林昭这个话题，这是个禁区，会有麻烦的。这样的评论在我的博客文章后面也很多，因为我的文章总是去碰触“禁区”，难免让看的人捏一把汗。

评论者绝对是好意，他对世事看得很明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说得没错，这是我不能否认的。但是评论背后透露出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心态：凡事利益为上，做不做这件事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是不是对自己有利。这个利益是指个人利益，延伸开来也可指家庭、家族利益，或者哥们、同窗、同单位的利益，这种利益范围是以亲缘、地缘来划分的。所有的利益都可以考虑，唯独公共利益被排除在外。

这种哲学是一种是非不分的哲学。对他个人来说，并没有一个自己认定的信念值得去坚守，对和错，是以非都不是恒定的，黑与白的界限是可以随便划定的，划在哪里就要看是不是对自己有利，对自己的圈子是否有利。如果能透彻地了解这种哲学并加以娴熟的运用，那他就是有大智慧的人物，历来都会备受推崇，比如胡雪岩，比如我最近看过的谈歌写的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此人姓张，河北保定人，具体的名字记不清了，暂且称他老张。

这种利益至上原则并不是单纯的自私自利，实际上很多人是很有人情味的，甚至乐于助人，甚至大公无私的。不过，他们虽然讲情义，但最终为的也是自己的和圈里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毫无关系，和大众的福祉毫无关系。

比如胡雪岩对家人对朋友是极为仗义的，无论是在清朝官员还是洋人，无论是达官贵族还是贩夫走卒，只要跟他有关系，没有不赞赏他的，他既讲义气，又肯帮助弱者，对各种潜规则又十分熟捻。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如鱼得水，老张也是一样。他做生意，跟着军阀打仗，忠心扶持他跟随的将军，由此发了大财。到了新中国快成立时，他把家产全都赠送给了当初对他无情无义的哥哥。结果，老张的后人得以幸福地生活下来，而其它人有的被抄了家产，有的掉了脑袋。

这两人都堪称“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楷模。很多中国人一生来就开始学习如何“识时务”，以谋求个人幸福直至光宗耀祖。比如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向老师送礼，为竞选班干部拉关系。我的一位老师朋友曾经告诉我，他在教师节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竟然是一块劳力士表，当然他没有收。长大了形成的信念就是，什么对自己有利就说什么，做什么。无论各行各业，到处都有这种信条的追随者。个体户忙着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企业家忙着给政府官员行贿；政府官员忙着受贿、说假话、拍马屁（这是做官最要紧的3件事）；法官忙着枉法、卖法；记者忙着制造、传播虚假的太平盛世的信息。目的只有一个，从积极方面来说是为自己和圈里人谋求财富和幸福，从消极方面来说就是避免现有的利益受到损害。

为什么“利益至上”会成为中国人普遍做人的准则呢？我觉得贫穷和受奴役是最根本的原因。除了历史上仅有的几个太平盛世，中国的老百姓都在为填饱肚子而绞尽脑汁，为了生存，放弃尊严都有可能。尊严都没有了，哪还有做人的原则？二是长期的奴役养成了受奴役的习惯。奴隶是不需要是非观念的，只需要看主人脸色行事，他生活的目标就是讨主人高兴，自己就能获取利益。摆脱受奴役的最快捷的办法绝不是改变奴役制度，而是自己当上主人去奴役别人。往这方面努力需要的是权谋，而不是对信念的坚守。

我有一个同学，读书不行，但是在做人方面确是个天才。毕业十年之后，当我还在计算机前苦哈哈地敲键盘以卖文为生时，他已经是腰缠万贯的富翁了，政界商场如鱼得水。他有谋略有胆识，而且有情有义，一人发财，大家同享，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朋友，没有人不认可他的。虽然他算不得什么大人物，但是和胡雪岩、老张本质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做人做事不以是非论，只以利益论以及情义论，他们和以前写过的《刁民救国论》中的“刁民”是完全相反的一种人。可见，虽然从胡雪岩到现在已有一两百年来了，但中国的社会环境从本质上并没有大的改变。

长久以来，这样的做人原则是谋求个人幸福的手段。但事实证明，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文明不仅一点起色没有，甚至还在倒退。虽然我们的GDP在年年攀升，但道德水准却在节节下降，已至沦丧的底线。所幸的是，现今的中国“刁民”越来越多了，中国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