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们在这里安安心心地写字的时候，我想起一个人，她的写作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那时候，她是一个重刑犯，被押在深狱之中。不会给她笔，不会给她纸。她只能，只能用玻璃片、牙签或缝衣针，刺破自己的皮肤，蘸着血艰难地一个一个地写着美丽的汉字——她竟然写了近二十万字！我无法想象这样写字的难度！我无法想象在阻滞的笔迹之下如何挽留住火花一般闪动的灵感！那颤抖的手啊……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八月下旬重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如果不是这段文字中透露了年月，我以为是在读明朝或是雍正治下王朝时代的冤狱之声呢。

一九七七年，幸福的巴金老人感到好时候到来了，他大声地提出要“讲真话”，赢得了一片喝彩，仿佛他真的很伟大，很勇敢！我们常常讥讽那些在事情办完后，再提出伟大见解的人为“事后诸葛亮”，值得尊敬的巴金老人虽然不能说是“事后英雄”，但对他这一行为却也没有其它的更好的命名。

一九七七年，该讲真话了——有些人的嗅觉真的还没有进化，还跟动物一样好。然而，比巴金早二十年于一九五七年就呼吁讲真话的林昭，则是嗅觉系统进化的太好了，竟然迟纯到已嗅不出任何气味。

她是“共和国”的呼唤者，为此，她愿意为“共和”献身！她果真献身了。为了不使她在狱中的痛苦继续延长，也是老人家看不过去她在狱中所受到的那些非人的中世纪式的折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颗五分钱的子弹洞穿了她鲜花一般的身体——啊，这个弱小的却遭受世间罕见苦难的灵魂终于解脱了。

这个故事最意味深长的一笔是急转的喜剧式的结尾，政府找到林昭的母亲许宪民：请掏出枪毙你女儿的子弹的五分钱。政府的统治成本真低！如果政府负担不起一枚子弹的五分钱，是否可以猜想那时枪毙的人太多。一家人沉浸在彻底的悲痛之中，却有人来告诉你：子弹钱你出。是否有一种亲人出钱杀亲人的感觉？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感觉，我百思不得其解。

1995年春节，冯英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正在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遛达，忽然有一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身而过之后，回过头来向我招呼：“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

“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她收到了一张购买子弹的收据！

有人说中国一九七九年之前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抗日战争一样多：2000万之众。

林昭是个很普通的女子，没有今天的明星那么漂亮、粉艳，她虽求学于自由的北大，可那时的北大，真正的教授已教不出什么东西——他们正在前所未有地努力改造自己，但他们却又不知道该把自己改造成什么样的形状。因此，并未学到什么真学问的她并不能对统治阶级构成什么威胁。她有关民主的训练显然不足，她对独裁之类的研究显得浅薄，但是，这并不重要，在书籍已开始封锁的年月，在一片红海洋之中，她不可能像今天的人们对这些问题认识的这么深透。她所以令人敬佩，是她跟二十年后的巴金老人一样，强调讲真话的重要。正如鲁迅说的，明知立正之后是稍息，可是，当稍息的口令喊出来之前，你若稍息了你就犯错。巴金抬过鲁迅的灵柩，深得真传。林昭可没有这么幸运，她一不小心，喊了出来，命运结果两样。

在这场真话竞赛中，弱女子林昭竟然领先持盈保泰的巴金达二十年的距离，其“先锋”行为，不得不令人敬佩！有人称她为圣女，其实她不是，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渴望讲真话的知识女性。

她不是张自新，但她能让我们更长久地记住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人生的成功。

网上有很多关于此女的文章，字字血，篇篇泪，有心者不妨一读。

二

一个人生错了时代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

一个华丽的春天，她正在报社里上班，一个男人因为喜欢写字，来找她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编辑。他们聊了一下他的字，突然，他问她：“你有男朋友吗？”小姑娘吃了一惊，连忙说还没有。他单刀直入地逼视着她：“你看我怎么样。”她感觉到地震！

如果这场求婚发生在三十年前，我们真为男主人公的大胆、直率而倾服。是的，正是发生在结束封建化的文革的第二年：一九七七年。

这之后，他给她写字，她也给他写字。这些字，人类称之为信，也称之为情书。

他给她写的字非常奇特，他把字写在五线谱上！他不会作曲，可是却以这个方式谱写了世上最美妙的音乐——有几个男人聪明到知道用这种方式去打动女孩子的芳心啊！

被五线捕（谱）了的女孩子，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可这还不够，他还要增加甜度——“我和你就好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

这个男人在中国很有一批粉丝。

他写了好多字，这些字，如果一个人真正地读进去了，又对事物能进行正常的判断，就能判断出他跟林昭一样，是一个不愿意与当政接轨的人。他对自由、民主及独裁的认识比林昭要高，这么说吧，如果林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大学生的话，他就是博士后。然而，他比林昭幸运地小二十岁。并且，他知道用曲笔写字，而林昭只会用血。

这个男人的名字在中国人中间最普通不过：王小波。

李银河就是三十年前那个幸福死了的小姑娘，如今她已是博导，走得比王小波更远——幸运的是她的专业是“性学”而不是“政治学”。

在一些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晚上，我就会想：假如李银河学的是政治学，再表现这么先锋，这么前卫的话，她的命运就不会比林昭更好。生对了时代，选对了专业，你就可以走得稍稍地远一点。布鲁诺如果生活在今天，他也就是我家隔壁那个下岗职工，可他出生在三百年前，他为他的超前出生付出了代价。

妻子比丈走得更远，是因为丈夫们提前离席。我还知道一个妻子比丈夫走的远：苏联诗人曼德斯坦姆的妻子娜塔莎。曼德斯坦姆坚硬的身体被行刑队的子弹洞穿后，娜塔莎把他的手稿藏在煮饭的铝锅中，在占全球表面积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流浪、躲藏，只是为了保存这独裁时期的见证——那些美丽的诗行。史太林并不放过这些文字（世界古往今来所有的独裁者都喜欢跟文字过不去）。在大清洗的岁月，她只好拼命地把这些诗行背诵下来，几十万行啊！我一直不相信一个人能背诵这么多诗行，当我听见《哥萨尔王》的那不识字的歌者竟然能背诵出几百万行诗句的时候，我信服了娜塔莎的能量。显然，这里有上帝之手。

王小波的文字时时透露出对卫道士的厌恶，对假正经的蔑视，对强权的不合作。遗憾地是，他没能活到巴金那样的年纪，他还来不及把他的思想展开。并且，他的写作都发生在昨天——二十世纪。假如他能活到二十一世纪，在人们的表达稍稍强劲的今天，我们或许能更加清晰地窥见他思想的深邃与纯粹。我们现在只能从他的春秋笔法中去解读那微言大义。

好在李银河并未让我们失望，她从另一个领域冲杀出来，她笑傲地说：“卖淫不是罪！”这轻轻一句，足以令强权感觉这句子的份量，使假正经站在照妖镜下。正如一个有洁癖的人，你只须往他身上滴一滴屎——不需要更多，他就会痛不欲生。

当时代的洪流冲刷着一切的一切的时候，一些卫道士还企图保留住他们那“婚姻纯正就是美好社会的证明”，李银河再轻轻发一箭：“应该允许换妻，这是人的自由。”卫道者晕车了。婚姻不纯正，社会就可以不美好吗？这是李银河潜在的发问。

看起来，李银河是在谈性，如果你把“性”换成“政治”，你就会明白，她在延续着王小波的道路。

我们的社会地层下涌动着种种赤热的岩浆，有些岩浆喷射出来，比如私营经济，比如可以稍微批评一下政府。有些岩浆却不敢喷发，比如普选，比如多党制。可是，怎样制造出一个它们可以喷发的氛围，或者，哪些可以进行前期喷发，许多人正在思考并有限地行动。而我认为，李银河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突破口：对洁癖者送上一滴屎。

如果“卖淫合法化”能进入人大立法程序，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看不出这层意义，就不会明白李银河在干什么。其实，她一直在做的就是王小波一直在做的：呼唤人的权力，解开人性的束缚。他俩所有的文章与言论无不表达着这一命题。

人们对“爱”的认识还如一个少女一样天真的时候，她却告诉你：“虐恋也很美丽，喜欢的人大可以玩儿去。”爱从来都是复杂的，有人喜欢轻柔的爱，有人喜欢有痛感的爱，难道只允许其中一种被称为爱吗？有人不喜欢言论自由，有人喜欢言论自由，难道只允许其中一种言论生存吗？深刻的含意在这里。

其实，透过李银河所有的言论，你会发现，她呼唤的是人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有许多阶段出于当时政权的考虑，制定了许多“规矩”，当社会不断发展时，有些“规矩”不合时宜了，有些则显在地限制了人性的张场。至于“破坏了婚姻的牢固性啦”“解构了家庭”“社会会乱”啦等等，都问不倒人，有人玩换妻还增进了夫妻感情你怎样说呢？有人家庭虽在却是同床异梦，难道非要牺牲个人幸福换取社会安定才是“好人”吗？个人幸福是个人的事情，社会安定是政府的事情，为什么个人老要为政府埋单呢。

李银河要告诉世人的是：如果十三亿人中有一个人不同意跟十三亿人一道走，这一个人也有被尊重的权力，也有他说话的权力，也有他幸福的权力，也有他投票的权力。我们的社会过多地强调了多数人的权力，不断地牺牲着少数人的权力，而少数人的权力也是权力，多数人更不应该通过立法来控制、扼杀少数人的权力。仅如此简单而已，但却需要通过复杂的表述才能登台。

我们的社会真是进步了，李银河这些不合时宜的大胆之言，前卫之言，却未使她获得一个林昭那样的命运，她真的生逢其时啊！愿中国再多一些这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