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和才女烈女圣女林昭，是林斤澜的同学。哪个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在无锡，是当时流行的“干部学校”，不在“学制”之内。学生多来自江浙（高晓声江苏武进人，林昭是江苏苏州人），招生不论年龄，不论学历，只论学识和才干。学校起初有培养接收台湾干部之说。1949年7月开学，至1950年5月止， “抗美援朝”发生，学校停办。同学中后来有些名气的还有陆拂为、房仲甫、林楚平。

    陆拂为是新华社“名记”，同穆青合写《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历史的审判》等；房仲甫原在交通部，写下《中国水运史》和《海上七千年》两本书，提出中国人首个发现美洲的论点；他说当今的南美人，就是中国人和土著的杂交。林楚平是新华社的资深翻译，离休后才圆了文学翻译的梦，并著有《在花毯背面》《油纸伞》等散文集子。

    林斤澜这几位同学，高晓声1983年来温州我见过，林楚平于我比较熟悉，他是温州人，我到北京，他到温州，时有碰面。林楚平很谦逊，很平和,很严谨的样子。一起吃饭或者谈天总是微笑，不大笑，也不大声。每一句话都是缓缓的，清清楚楚的，落到实处的。他接受《池上楼》约稿，接受了就认真地写，没有敷衍稿。开初，《温州晚报》上找不到邮编，先生不知哪里找到邮编，还写上“浙江省温州市人民西路69号温富大厦三楼《温州晚报》社文化娱乐部程绍国收”。非常老到。而我打稿费时可能字迹潦草，邮电局给他的汇单几次写“柯楚平”，害得他多次跑，多次打证明。而他的文稿总是手写，清楚又清丽，文面未见涂改，样子赏心悦目。他又是周到过了头的人。有一回写信要一本温州书，我便给他寄《温州辞典》，并说明这不是买来的。不想两年后，他到温州探亲，找到我的单位，把一套《茨威格小说集》上中下三本给了我。没有一篇是他翻译，出版者系中国发展出版社，可见他是买来的。茨威格的东西我家不少，可那么重的三卷本又让他背回去吗！

    七八年前，他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可至今还写散文支持我的副刊，那么是得幸把魔鬼给甩了。他静观万物，客观记述，他的散文不论恋乡、怀人、记事，都厚重、扎实、自然，透出世事沧桑和人间冷暖。涉笔成趣，不事雕饰，常能于一文中融观点、知识、情趣于一炉。深厚而不呆板，睿智而不说教。偶涉时政，只谈些平常道理，不无病呻吟，不故作艰深，不花拳绣腿。通篇氤氲着的文化意蕴是一般作家无法营造的。林斤澜赞赏，可是他的名气不大，出版困难，《在花毯背面》和《油纸伞》都是林斤澜推荐的。李辉算是林斤澜的忘年交了，他编《大象漫步书系》，林斤澜笑着说：“你得把林楚平的一本搭上，不然……”李辉把《在花毯背面》拿来一看，嗨，真还是好文章！

    林斤澜对我说，他的成名作《台湾姑娘》，主人公“娃莫载”的原型，便是林楚平的“下女”（台湾称女佣为下女）和初恋情人。林斤澜和林楚平1946年在台湾，因为“地下党”，次年被捕，关了一年多，又一同出狱，躲在煤船逃到上海。

    但林楚平并不看好林斤澜的小说，反而劝林斤澜多多写文论！我想林斤澜小说的个性过于突出，世界上不见类似，林斤澜的“套路”他还没有懂得，没有摸清。啊，一生的同乡至友！

    林斤澜生于1923年，比林楚平小两岁。叶至诚小林斤澜3岁，高晓声小5岁，林昭小9岁，林昭可能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中最小的学生。进校时才17岁，但已显露出才女的棱角。林斤澜说：“倘用一句话概括林昭，那就是：叛逆的女性。他无拘无束，放任感情。在当时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我有些不喜欢她。”次年临别赠言，林斤澜给了林昭的竟是这样四个字：“生不逢辰”。林斤澜至今还记得这四个字，可见林昭的印象给林斤澜深刻的程度。

     “生不逢辰”透着不祥，见她短促一生，不禁唏嘘。

    林斤澜又说，林昭的遭遇是最惨烈的，谨谨慎慎的林楚平一生照样坎坎坷坷。叶至诚在反右中落水，几十年夹着尾巴。林斤澜形容高晓声：“他的一生，整个儿是条苦瓜。”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京至今仍有同学会，只是人数年逐递减，笑声渐少。只是一个段子回回提起，常提常笑：1949年一个冬晚，林斤澜和高晓声、陆拂为等四人在无锡一个小酒店喝酒，不想付账时四人都没有钱。林斤澜只好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哆嗦回校取了钱，才赎回了他的皮衣。

    林斤澜说，认识叶至诚是在高晓声处，“是我主动和他结交的”。他那时羡慕叶至诚，一是叶的文章写得比他好，二是叶有一个极好家庭。叶的父亲叶圣陶德艺双馨。他在《再念至诚》中写道：

    请琢磨这么一段回忆：

    “至诚、至美和我热心练习作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每人每星期至少交一篇作文给父亲，大多数是散文，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从来不给出题目。那时候住在成都西郊的农村里，没有电灯，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擦干净桌子，把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桌子看父亲改我们的文章。

    “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简直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我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很少有比这更温柔美好的回忆了。

    那时候，我摊上流亡学生的命运。……

    林斤澜羡慕叶至诚，理由充足。林斤澜的父亲虽是校长，但他尽忙社会的事，学校的事，况且生养子女十个。林斤澜小学时，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一周教林斤澜一篇《古文观止》，也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作。林斤澜很爱写作，在温州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散文《新路》在校刊上发表，温州中学百年校庆时，找到了这篇处女作。林斤澜有篇散文叫《月明星稀》，记述小学生活，班上有个作文和他并肩竞走的同学，作文中运用了成语“月明星稀”，受老师表扬后，被同学传诵：“月——明——星——稀——”七十多年后，林斤澜的耳朵里，仍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1937年冬，林斤澜进“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班上有个年龄仿佛的“古典美人”，对林斤澜说作文：“‘的’字很重要”；“没有‘的’字好像不是句子”。所谓“的”字，说的是定语。近七十年过去了，林斤澜至今还记得。——叶至诚少年时，就和兄姐出版了“花萼”“三叶”，前者由宋云彬做序，后者由朱自清做序。少年叶至诚，已经显露出叫人目瞪口呆的才气。

    林斤澜对我说，他钦敬叶圣陶。而我对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五月卅一日急大雨中》还有看头，而长篇《倪涣之》读后就有上当的感觉。“研究会”里朱自清《背影》可观，冰心找不到一篇杰作来。林斤澜说，他们不是单一的作家，比如叶圣陶，他不仅是作家，他还是编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们各有人格魅力。叶至诚中学时，并不刻苦读书，偏科厉害。上课时，眼睛盯着抽屉看外国小说，老师绕到身后他浑然不知。忽然警觉，老师却说：“喂，你看了借给我看看。”——1944年，叶至诚高中读一半，厌倦了，要求辍学，更不想读大学，叶圣陶居然同意。林斤澜说，叶圣陶是看清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后来叶至诚要求到苏北解放区去，叶圣陶也欣然同意：当年国民党实在腐败！

    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做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嗳，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间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的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对贵阳这件事，林斤澜一篇散文《亭子里的眼睛》也不约特意提到，“现在他父亲回归道山了”。可见林斤澜往心里去了。

    叶至诚“回归道山”，林斤澜立即写《念至诚》发在《钟山》。旋又“无端觉得《念至诚》那篇文字，写得草率。无端以为那样的文字，不能让至善至美看见，更不用说叶圣老了。”林斤澜又写了一篇《再念至诚》，发表在《文汇报》上。

    林斤澜说，他和叶至诚高晓声有着很深厚的友谊，而叶至诚一家三代都认识，都觉得亲切。三代作家，三代好人。

    1950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分手后，林斤澜即到北京人艺写剧本，后来转到北京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叶至诚腰间挎一支驳壳枪，参加土改。他做词《啥人养活啥人》一歌，风行大江南北。叶兆言说，“父亲福星高照，官运亨通。到一九五六年春天，刚满三十岁的父亲已是省文联党组成员，是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的妻子是江苏锡剧“皇后”姚澄。

    可是，叶至诚不是当官的料子。他的梦想还是当一个大作家。

    灾难很快降临到叶至诚的身上。陆文夫回忆道：

    我和方之、 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1957年的6月6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 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

    叶至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我无法回答……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要求艺术变革（注意：并非变革政治！）的一群人，活生生被打成右派，打入另册！叶至诚在一个会上戴上右派帽子，散会时摘掉帽子，这是照顾关系，他毕竟是叶圣陶的儿子。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畸形儿。但，“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动容，最终一网打尽，无一逃离厄运。只是叶至诚有个容身单位，高晓声就一棍打死，一撸到底，遣送老家当农民，“土里刨食”。

    南京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北京文联的秘书长也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林斤澜逃脱了，结论是：“没有材料。”

    叶兆言说，“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20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又说，“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摘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仕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呵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倒霉蛋。”

    “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低着头听人说话。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会这么有力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人往往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可怜。父亲真正做到了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做任何事。”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木头人，任人摆布。”

    林斤澜说，文革时，北京文联解散了，他在一个电影院里当了领座员。这个活比较轻松，今天看去有点滑稽，那时的电影绝不好看，要不然，领座员还真是一个美差呢。后来林斤澜调到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图书还没有你家多呢。”林斤澜便称病在家了。

    我看到一则“文人轶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乃指公平交易。文革中，林斤澜买扒鸡，付钱讫，售货员亢然高唱：‘翻身不忘共产党！’林稍怔，见彼愤然有鄙色，即肃然对曰：‘吃鸡不忘毛主席！’方得鸡矣。”我问林斤澜这是不是真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林斤澜在文革之初也曾被批斗。工人作家李学鳌在身后做林斤澜的“喷气式”，把林斤澜做得挺疼的。怎么回事啊？林斤澜回头看李学螯，李学鳌向他深情地笑笑，意思说：“啊咦，意思意思嘛。”

    可以说，林斤澜在文革是基本自由的。银行存款，悉数冻结，但他和夫人都有基本工资，一家三口，日子相对滋润。叶至诚就不同了：他推板车运垃圾，他卖造反派的油印小报，他挖防空洞，他敲碎石子，他打扫厕所，他那时每顿能吃六两米饭。“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

    叶至诚和林斤澜还有个区别的地方，是文革中叶至诚写了不少东西，而林斤澜不著一字。杨沫想写《青春之歌》续集，征求林斤澜意见，林斤澜说：“要是我，一个字不写。”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写。那么，叶至诚写了些什么呢？除了交代材料，就是剧本。他的职业就是编剧。先是在越剧团，后是在锡剧团。他是奉命写剧本，领导说要写一个什么内容、要表现一个什么思想，叶至诚就得去写。他被别人当枪手，自己只是混饭吃而已，没有丝毫愉悦，只有做枪手的痛感。叶兆言在《纪念》中，写了父亲的被奴役：

    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写剧本最大的苦处，就是必须马不停蹄地按别人的旨意改。什么人都是父亲的上司，谁的意见不照办都麻烦。每一层的领导都喜欢作指示，都觉得看了戏不说几句不行。碰到懂行的还好，碰到不懂的活该父亲倒霉。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说穿了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通，然后执笔的人去受罪。

    ……各式各样的领导，局领导团领导包括工宣队军代表，各式各样的群众，跑龙套的拉二胡的什么也不做的，只要有张嘴就可以对父亲发号施令。无数次下乡体验生活，无数次半夜三更爬起来照别人的旨意修改，父亲在没完没了“没有自己”的笔耕中，头发从花白到全白，越窝囊越没脾气，越没脾气越窝囊。

    叶兆言还说，文革中，他父亲有一件灵魂深处至痛的事。那就是在逼迫下，把枕边的话原封不动地交代了，这种过分的老实，使妻子差一点儿被打成了反革命！叶至诚为此后悔、内疚了一辈子！叶至诚的人生哲学是“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可他竟伤害了妻子！

    好，否去泰来。叶至诚54岁的时候，“探求者”的冤案平了反。高晓声、陆文夫、方之蘑菇一样冒出来，铁树一样开了花，他们抓拉时代和政治的引线，作品都爆响。叶至诚回到作家协会，写自己曾经熟悉的散文和小说，可没有老朋友那样大红大紫。骨子里狂妄性格已经回来，他嘴里没说什么，可心里一定不会好受。

    叶至诚和高晓声作了《雨花》的主编。叶兆言说：“父亲常常和我说谁谁谁的小说怎么写得这么差，又说谁谁谁应该这样写而不应该那样写。得奖小说常常是父亲抨击的对象，红得发紫的小说常常读了一半便扔掉。谁也不会想到老实窝囊的父亲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父亲对于文学有一双很毒的眼睛。时髦的伪劣产品很难躲过父亲的法眼。”

    我的印象中，《雨花》封面白地，上面点缀写意画，很素净的样子。但《雨花》的影响并不大。这可能和地位地域有关系，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收获》总是老大。也可能和做过右派的主编有关系。叶至诚能像叶兆言所说“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吗？这种情况可能在家里，在儿子的面前，在外面就没有这个气量。

    1980年5月，汪曾祺经不起林斤澜的撺掇，拾笔改写陈稿，就是《异秉》。主人公的“异秉”是什么？那就是“先小解，后大解”。文章有巧思，又结实又诙谐。汪曾祺戴右派帽子劳动，后多年在京剧团搞样板戏，脱离文艺界，人事生疏。林斤澜说，交给我吧。林斤澜把它寄给了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特别强调“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叶至诚和高晓声都以为好，但多月发不出来。林斤澜便写信问，叶至诚回信：“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说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又发出来了，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曾祺欣赏编者按，认为“懂行”。

    林斤澜为什么不把好小说交给大刊物呢？为什么交给自己的老朋友呢？为什么还要交代“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呢？我猜想，多月发不出来和叶至诚的胆小有关系。政治要求文学是奴仆，政治太可畏了，叶至诚被打怕了。“小说组通不过”，这是什么话？高晓声不是写了编者按，给发出去了吗！“先小解，后大解”，实与政治无关，叶至诚为什么不“狂妄”不“固执”不“生气勃勃”呢！

    林斤澜认为叶至诚编《雨花》时，最被看好的是编了一个栏目：“新世说”。“新世说”仿效《世说新语》。那是“志人小说”，记述汉末魏晋士人的生活言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林斤澜很是欣赏叶至诚做了这件事。栏目以笔记体实录“文化大革命”，事不论巨细，文不分长短。行内人以为真是个好主意。后因编者作者两方缘由，扩大到“文革”以外的世态，仍然可观。

    叶至诚的办法是约几位文友打个头，引起注意，再从大量来稿中挑选。大量纪实的笔记，离文学渐远，但别开生面，在中国别无分店。“几位文友打个头”，林斤澜自然在内，他写了好几个稿子。比如：

    打人

    ——“红八月”之四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文化局文联的院子里，把作家艺术家一个个揪出来挨打，态度不好的个别包围，拳脚交加。

    肖老不服，挨打时间最长，因有武功在身，比常人抗得住些。后来也打倒在地，饱受脚踏。“最高指示”是踏上一只脚，执行起来是一只一只的踏。再把他抓起来问道：

    “服不服？”

    肖老徐徐答道：

    “服打不服罪。”

    不会打领带

    八十年代初，天津有会，会间去看望前辈作家孙犁。

    谈到耳闻不久前，作家协会组织出国访问，孙犁谢绝了。这本来是“抢手”的事。

    孙犁说：我不会打领带。文革前，和李季一同出过国，天天早上，都是李季帮忙，我高他矮……说着，孙犁站起来，弯腰、伸脖。从弯度和“伸度”看来，诗人李季当是侏儒。这中间，孙老还背过右手，握空心拳，捶两下腰眼。

    我以为他的动作度数是不准确的，可又准确表达了不出国门之情。后来，大约是津门也不出了。

    再者，据行家意见，领带原不必每天重新打过，拉开摘下，再套上拉紧就是。

    林斤澜赞赏叶至诚编《新世说》，同时更遗憾叶至诚没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这个事，实际是叶至诚自己甚感痛苦的事。从前当枪手，写作自然难受，现在作家可以自由些了，他却写不出来！从前当枪手，现在不当了，他压根就不想写了，那也并非坏事。问题是他太想写了，太把创作当伟业了，这就痛苦了。叶兆言说：“父亲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准备大干一番状态，不断地对我宣布要写什么和打算怎么写。我听过父亲说过许多好的甚至是非常好的设想。写作对父亲来说太神圣……”“对于一个太想当大作家的人来说，放弃写作是一种自我虐杀。”“我是父亲想写而没写出来的痛苦的见证人……”

    叶至诚为什么没有好好写？叶兆言有所透露，但语焉不详：“在写作上不像自己的老朋友们那样勤奋，不能忍受一点点干扰，是父亲未能达到理想高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神圣，父亲对于写作环境的要求，便有些过分苛刻。”“他不止一次开始写，又不止一次被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中断。”“既然父亲对写作那么痴心一往情深，要写作的愿望那么强烈，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干扰。”

    叶兆言所说“一点点干扰”、“微不足道的干扰”、“写作环境”、“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林斤澜说：“这大概和叶至诚的夫人有关。实际上我也不清楚他家庭的具体情形，只是有一回，叶至诚对我说：‘她要演出，前十五天内，我和兆言不能感冒。’我说：‘感冒身不由己，又不是自找的，这怎么办呢？’ 叶至诚摇摇头说：‘那也没有办法。’叶至诚去世后，叶兆言也和我说了一件事。他父亲不是金陵大藏书家吗，叶兆言回家拿书，他母亲不高兴，叶兆言只好偷，后来，偷也没有法子了。高晓声和我说，他到叶至诚家蹭饭，喝酒谈天到夜里，叶至诚夫人一脸乌云，竟下逐客令。”

    “实际上，叶至诚没有写出比较多的艺术上乘的小说，原因不能归结为生活环境”，林斤澜说，“当年我家只有一张办公桌，女儿布谷正要高考，写中篇小说《竹》时，我便把椅当桌，屁股垫个小板凳，盘腿地上。刘心武到我家是看到的。叶至诚的问题，还是写作方法的问题，是从前当枪手的恶果。”

    对叶至诚的文章或文学活动，林斤澜向来注视。《读三叶<未必佳集>》开篇说：“《未必佳集》里多佳作。我喜欢读这路文章。又像是许久没有读到了，拿起来本想随便翻翻，等到手头的‘活’告了段落再细读，不料这随便翻翻是从头翻到尾才放下手来。”又说：“索性放下手里的‘活’，写下我的感想。” 叶至诚编印了《新“世说”选粹》，林斤澜读后立即著文《世说选粹》，曰“‘世说’里有破天荒的酷刑，有地狱也不收的罪名，有啼笑皆非的遭遇……”又说：“通读全书，字里行间，不时出现编者至诚的形景：小胖，矬个，平头，圆脸，好像最合适的服装，应是大褂。已够心平气和，还要以好心肠的笑容笑声，讨好上天下地。可是劫后余生，念念不忘民族劫难，开创民族反省的栏目，默默做实地工作……”

    有个女作者，写了篇《一个资料员眼中的叶至诚》，中间有这样一段：

    漓江出版社去年出了叶先生和他父亲、兄妹四人的散文合集——《四叶集》，蒙他赠给我家先生一本，扉页上写着“我的‘馒头’附在末尾，敬请指正”。原来先生写过一篇读叶先生散文近作的随感《馒头与文章》。有一天，叶先生告诉我说：“林斤澜先生来信说这篇文章评价稳妥，写得好，”看得出叶先生也很高兴。

    你看，林斤澜对评价叶至诚的文章，读得照样仔细。

    因而，对叶至诚，林斤澜的理解可谓深刻。为什么说叶至诚写不出好作品是写作方法的问题呢？林斤澜在《再念至诚》中引用叶至善的话作了说明：“他的写作方法改变了，往往先有题目，现找材料赶紧动笔，跟他以前受到的训练不相同了。”这种写法和归纳法相反，即演绎法。叶圣陶和夏丏尊、宋云彬、陈望道合编的《开明国文讲义》中说：“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看到的那点意义。”

    林斤澜说： “‘演绎的方法’发展下来带上了恶果，至诚后来那‘先有题目’，成了‘主题先行’，那‘主题’有变成‘政治命题’，那‘现成材料赶紧动笔’，就是对‘命题’进行图解。为什么要‘赶紧’，好比热门话题，时过就冰凉。若及时赶到点子上，就‘打响’，就‘轰动’，就‘一举天下知’，好一番热闹如火里爆油也。”

    粉碎四恶，需要揭露，先是宗福先的《于无声处》闹翻了天，刘心武的《班主任》来了，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神圣的使命》、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来了……揭露之后该“反思”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张贤亮的《灵与肉》、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纷纷爆响，好评如潮。共产党开了个“三中全会”，改革了！蒋子龙大海弄潮，《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全部获得那几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同样拿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时还有个柯云路，《三千万》和《新星》一出，可谓洛阳纸贵，陆文夫棋高一著，想到了改革的复杂性，写了个《围墙》，获奖名列榜首……

    可惜之至，这些获奖作品全非文学精品，虽然不一定全是图解，可的确迎合了时代。林斤澜却认为，这是时代的原因，不能鄙薄这些作家，文学刚要迈开“多元”步子，各有各的文艺观。文学真正回归，需要时间。

    那么，运用演绎法写作的叶至诚当初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呢？我不得而知。我想，他当惯了那个时代的写作枪手，局限很大，要写出小说精品，亦属怪事。建国后，老舍紧跟政治，写了不少图解作品，仅有一个完整的好剧本《茶馆》，的确是焦菊隐帮的主意。而改用这种方法的曹禺就再也没有好作品。曹禺下去体验生活，回来说：“收获甚多，头绪全无。”周恩来叫他写“民族大团结”，结果《王昭君》自是下品；周恩来又叫他写“巴黎公社”，曹禺先是欣欣然接受，而后痛苦万分，最后无法交卷！

    林斤澜说：“几代作家进入死胡同。要求作家‘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第一’必然发展成唯一，‘第二’必然发展为可有可无。”

    叶至诚一方面操用演绎法，一方面又不屑上面那些大红大紫的小说，他怎么写！

    而且，他又没有汪曾祺那样的盖世才华。林斤澜说：“文革中，汪曾祺写京剧，叶至诚写锡剧，所写的东西都没有‘自己’。后来汪能跳出来，成就那么大，原因之一是汪继承沈从文的这一套，不大考虑主题思想。他用的是归纳法。写鲜活灵动的东西，下笔葳蕤，文成葱茏。二是汪的才气过人，念的书比叶至诚多，底子过硬，不仅文学，其它艺术的功夫亦非一般可比。而且汪曾祺在京华，层次不一样，就是样板戏这一班人，亦非等闲。汪曾祺亲口对我说，江青是真懂文艺的。”

    林斤澜说：叶至诚每回见到，总是一个样子，小胖，平头，垂手，上身前倾头略低，极似他的父亲叶圣老。给他穿上长衫，活像古玩店老板，或琉璃厂老板。那慈祥、憨厚、正派还是像叶圣老。后阶段的叶至诚，与林斤澜相聚，常常无意地重复着三句话：1、“外省生活。”2、“好像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3、“我不会说孩子话了。”林斤澜说，叶至诚受俄罗斯和欧美文学的影响极大，这三句是典型的翻译小说语言。弦外之音，“外省生活”是把南京和北京进行比较，南京世俗，远离中心；第二句是表露无奈，他看破了这个世界。第三句来自他少年时崇拜的索洛延。自比失去天真，失去了写作角度。失去了就不能复生。“叶至诚这些话，流露于茶余饭后，但反映出他极端伤心的心理，”林斤澜说。

    叶至诚有两篇散文是我喜欢的。一篇是《追念母亲》，一篇是《跟父亲一起去甪直》。林斤澜说还有一篇写得好：《假如我是一个作家》。

    叶至诚死于病毒性脑炎，终年66岁。

    叶至诚临终住院还带去一大叠稿纸。一个作家拔腿追赶他的好梦，离开了人间。

    我见到高晓声是在1983年11月。那时温州《文学青年》当红，发行量超10万，另有函授者几十万。于是隔年请名家讲课，林斤澜、高晓声携夫人过来的那年，讲课地点在雪山，依山而建的一个会议室。我刚刚大专毕业，写了一个散文，让林斤澜过目，不想喜欢，附信推荐给《北京文学》，那时他还不是该刊的主编，该刊不用。到温州来，他把这一篇给了《文学青年》，顺便说，叫作者过来参加活动。我当时在乡下教书，穿一身白西装，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听众两百来人，来自全国。

    林斤澜讲课，我记得是讲鲁迅的小说。“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的林斤澜，从前演过戏、教过书，这回又非敷衍，听众得宝一般兴奋。高晓声一来，糟糕极了，黑脸耙牙，肩膀一高一低，完完全全是个农民。有人说：“他的脑袋是厚度有余，宽度不足，活像一个神奇的魔方。”不料，他开头一段话又竟是这样：“哈哈，来了那么多人……很有文学热情……我看将来真成为作家的也就一二个人……”

    他努力操用普通话，可苏南的土话明显占优势。听得极为吃力。——后来看到朱苏进有这样的话：高晓声说一口非常难懂的江苏武进话，听不懂他的话，就琢磨他的表情，看他的手势。猜歪了思想，常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高晓声怎么会这样说话呢？这不是打击大家献身文学的积极性吗？我当时想道。因为这个开头，我就不怎么听他了，话又那么难懂，虽然当时他的名气在林斤澜之上。因而他说了些什么，至今我不曾记得。现在想来，当年文学青年多如过江之鲫，实不正常。他的话没错。

    一二天之后吧，拍个集体照，我又见到了他。这回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五六个作家，坐在前排当中，林斤澜夫人座在林斤澜身边，高晓声夫人便自然而然地挨着高晓声坐下。忽然，我听得一声大嚷：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懂文学吗！”

    他的夫人便烫着了一般站起来，离开远远了。

    我亲眼所见的高晓声就这么一点内容。而我的朋友、当年《文学青年》编辑吴树乔，是接高晓声到温州的人，后来成了高的好朋友。吴树乔说：

    他到了无锡太湖边一家宾馆，见到了高晓声。高便问林斤澜何时到温州，吴树乔说已在温州。高便说先去常州镶个牙齿，即到温州。那时交通不便，须坐夜船到杭州，再换成车。夜船里，喝酒又聊天。声气很高，旁若无人。高晓声说蒋子龙是小人。吴树乔一惊，以为蒋子龙“趋时”是真的，小说艺术价值不高，但怎么说是小人呢？当时高蒋两位红得发紫，吴树乔不便插嘴。身边一个女人问高晓声是干什么的，高的妻子怯怯地说是写书的。女人窃笑，以为是在讲笑话。吴树乔说：“他是高晓声。”女人大惊，高晓声这个名字当年如雷贯耳。抵温后，文联租了轿车送高晓声到江心屿玩，司机遇见熟人便兴奋刹车，说：“车上是高晓声。”

    当时正值什么“清除精神污染”，留长头发的要剪，穿喇叭裤的要剪。而且恰巧，胡乔木就在温州，并且住在雪山！市里警觉，文联慌张，本来作家们是要留下玩几天的，比如走走雁荡，看看洞头。这回便毫不犹豫地打发他们回去。这事蹊跷，现在想来滑稽，就是最小最小的运动，为什么文联和文人们就条件反射的畏葸？

    林斤澜夫妇温州人，亲友如云，和市长的父母有私交，他能堂而皇之地久住温州饭店。有个叫曹玉模的安徽作家当即就走，只有高晓声还想留下来，东张西望。吴树乔只身远离云南地质队的父母不久，老家温州没有房子，他便把高晓声夫妇带到亲戚家轮流住下。堂兄堂嫂甚是热情。温州的老酒很好吃，高晓声大加赞赏，说是味道最为纯正的老酒。说到作家，高晓声看不起陆文夫，以为“应景”，而对蒋子龙，高晓声用了两个字：“小人”。还说到自己一篇小说写一道菜：“田鸡蹄筋”，而编辑发稿时却自作聪明改成“田鸡、蹄筋”。对这事，高说了两次，什么编辑！

    早几天，吴树乔陪林斤澜夫妇高晓声夫妇逛了雁荡，林斤澜又要去边上一个叫观音洞的地方。温台交界，1至6洞为温州管辖，7洞为台州管辖。林斤澜30年代末曾在此地下活动，算是故地重游。高晓声夫妇没有兴趣，留在山脚。观音洞凿于半空悬崖，云罩雾苫，不见海日，不闻天鸡，只见绿树生烟，乌岩巍然。林斤澜两手叉腰，踟躇，徘徊，似在浮想，夫人抽了一签，为的女儿婚事。下得山来，已过午后。只见高晓声啃着番薯，两手是泥，一边吐着番薯皮，一边对林斤澜大发脾气，意思是：你肚饱，我肚饿嘞！回程的车上，高晓声气呼呼不语。回到宾馆却对吴树乔说，掏番薯须看地表，番薯垄上有裂缝，便是成熟撑涨使然。两指并拢，缝隙插入，得大番薯如囊中取物矣。说完窃笑。

    离开温州，高晓声给吴树乔来了一信：

    吴树乔同志：

    我已平安到达广州。离开你后，当天下午四时半到宁德，有四位同志在车站接我，在宁德住了两个晚上才走，……二十四号下午四十半到福州，他们已在接我，在福州又住了四天，才于二十八号飞来广州。一路顺风，同志们接待十分热情。福州的同志也听到一些话的，但实在不用紧张，“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极其感谢你在几天极尽全力陪伴我，我将永远记得。不久我将去海南过冬，今后联系仍把信寄到家中。专此问近好

    高晓声

    1983、11、30

    所谓“也听到一些话的”，指的就是反“精神污染”。次年初，高晓声给吴树乔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那些作出剪人家头发的主张的大人们，不知有何面目见老百姓，真不知羞耻。”在往后的几年里，高晓声给吴树乔写了十几封信。信中我看出高晓声各地跑，比候鸟还飞得 起劲：“我一直在广州过冬，一月二号回南京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议……二月五号我去上海，七号仍飞广州……大约四月底回常州……”“我这次到广州，带了大女儿来，还去了深圳、蛇口、沙头角……”“我二月廿八日到从化温泉住下来写小说，今天已经四月廿四号，再过几天就将离开，到上海可能还有逗留，因有一位日本学者要来，约了见面。”“七月中旬，我打算去庐山……”“我最近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七月八号到南昌去，要在江西兜一个圈子……”

    他爱海味和温州的老酒：“今天二月三号了，我还没有吃到你寄来的鳗鱼干……”“……回家以后，想请几次客，真想买点海味。上次买的紫菜最好，想再没三斤，虾米也要，你看还有些什么呢？……一共多少钱，随即告诉我，我就寄给你，这一点不用客气……”“你带到上海的紫菜和海米，我马上就收到，十分高兴……今寄上人民币19、5元及1982小说集一本，请查收。”“你出来，就带些海味来，不许你送，开发票，我付钱。我还喜欢温州0、36元一斤的黄酒。我认为极好，也尽量带些来。”“我上次回家，听说你带了紫菜来……”“信收到，带来的海味也收到。”

    一个几十年穷苦的人，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

    从信中，看出高晓声细心，真诚，是个重感情的人：“问你的宗亲和伯叔兄弟好”。“最近常州市委又给了我一套房子，大小和原来的差不多，就在原房的前面。这样，我就有了两套房子了，可说比较宽了，你来玩，就有地方住了……”“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最好告诉我，以后我把信写在你住的地方，以免旁人注意，认为我眼里只有你。”“我打算在家里过国庆节。你如果能抽出时间来玩，可在国庆节前二天到我家……”“我一直盼望你来玩的，想不到你竟这么忙。”“你对我有一种长辈的尊重，我不敢当。我喜欢平等，我们还是以好朋友相处。你忙，行动不自由，我能理解。我也很希望看到你，将来你结婚，出来旅游，就到苏南来，好不好？”“你上次来信，说到你快要结婚的事，我很高兴，想送些东西给你，也不知道送什么。我女儿在新华书店，建议送一本辞海给你作为贺礼，我觉得合适，所以叫我女儿寄上。你收到后，可复我一信……”

    高晓声与吴树乔的交往，可见性情，可见地位，可见当年的状况。

    话说当年的“探求者”一案，最为倒霉的就是高晓声。当年审查，一定找个首犯，分个主次，开始“探求者”都自己扛着，结果还是把高晓声推出来。旁的人保住公职，给一只饭碗，高晓声被开除，送回老家农村。这里有些不公平。陈椿年在《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一文中，说1956年10月底第四期“文学讲习所”开学。开学不久，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议题是执行 “双百”，陈椿年列席旁听。

    冯雪峰和周扬在会上争论，争论以后周扬做总结发言，明确提出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并说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陈椿年喜不自禁，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晓声和叶至诚。后来操办起来，地点都在叶至诚家，叶的地位又最高。虽然高晓声写了“启事”，但陆文夫起草了“章程”。陆文夫和方之还到上海去，拉巴金、姚文元等人支持。今天看起来，高晓声“情节”较轻。可是，当作罪魁祸首，高晓声竟不吭气、不反驳，他冷静考虑着自己将走的路。

    陆文夫说：在批判斗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时，高晓声突然失踪，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啦。众人紧张，怕他去跳崖或投江。那时候，南京的燕子矶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归宿。叶至诚很了解高晓声，叫大家不必紧张，高晓声是不会自杀的。果然，过了几天高晓声回来了，负责审查《探求者》的人厉声责问：

    “你到哪里去了? ”

    “回家。”

    “回家做什么?”

    “结婚。”

    此种对话几乎是喜剧式的，可是高晓声的永远的悲剧便由此而产生。高晓声那时有一位恋人，姓刘，生得瘦弱而文静。两个人是同学，相恋多年但未结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晓声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结婚。此时大难降临，高晓声便以闪电的方式把关系确定下来，以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企图在被世界排斥之后，还有一个窝巢。

    高晓声新婚的妻子辞掉了工作，到了高晓声的身边，共御风雨，艰难度日。谁知道那位姓刘的女士红颜薄命，大概不到一年便因肺病不治而死。高晓声心中最后的一点亮光熄灭了，他的灵魂失去了依附，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停泊的港湾、可以夜栖的鸟窝。高晓声自己的肺病也日益严重了，幸亏当时苏州一位朋友帮助，进苏州的第一人民医院治疗，拿掉了三根肋骨，切除了部分肺，苟得活命，凄凄惨惨。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他以为家乡的沃土总能养活一个归来的游子。但，大饥荒来往往亲子不认。高晓声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来疗饥驱饿。三根肋骨没有了，重生活不能做，便捞鱼摸虾，编箩筐，做小买卖……他的双手当年因为编箩筐，皮硬得很少有弄破手的时候。他怎么育蘑菇和挖沼气池，这些事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有过描述。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对高晓声离开南京，林斤澜说：“土有土性子，高的性子也高，索性断绝一切往来。”就是说，二十一年，与文艺界以及“探求者”不再保留一丝关系！

    文革之前，叶至诚每到北京，林斤澜总问高晓声的下落，这时候叶摇摇头，说：“可能死了。”好容易熬过了文革，林斤澜又问叶至诚，这回叶好像不大犹豫，说：“死了。” 叶至诚决不是信口开河的人，但死个把知识分子还不容易吗？别说建国前的整风运动，建国后的反右，就是批“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肃反”运动，以及“拔白旗”，知识分子都要受苦受难。十年劫难，生死两茫茫，人狗区别在哪里？对于高晓声的“死了”，林斤澜看叶至诚，“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悲伤，” 林斤澜又说，“我也不悲伤”。

    林斤澜说：“在‘探求者’冤案中，最冤的是高晓声，他被打入生活的最低层。正因为被打入生活的最低层，他的婚姻显得最惨。叶兆言说他‘聪明过人，料事如神’，我看他的命运，偏偏是‘聪明过人，料事正相反’。”

    林斤澜同我的交谈中，反复强调高晓声两个“最”，即“冤案最冤，婚姻最惨”。也即所谓“整个儿是条苦瓜”吧。

    林斤澜说：第一个妻子之死，给高晓声打击很大。但他不能不再婚，别的不说，在农村，高晓声作为父亲的独子，也得再婚。“无后为大”一也，被人刻薄地骂为“绝后代”二也。而且别人盯着，那是觊觎你的房产财产了。他必须生个儿子下来！

    不久，篾匠高晓声来到一个村庄，在一个寡妇家里做活。寡妇不识字，有两个女儿，高晓声右派，又是个半残疾人，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生活在一起了。“高晓声对两个女儿很好，就是后来闹离婚，也对两个女儿很好，”林斤澜说。很快，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于是，插秧割麦，整畦施肥，蛙声里捕鱼，月光下采桑，日子歌唱一般流走二十多年。

    但是，“高晓声有一个事情非常特别，”林斤澜说，“这是他妻子和我说的：他在楼阁上安一个佛龛，这个佛龛干什么呢？供他的前妻同学！妻子怎么说怎么吵都没有办法，高晓声初一十五总要上去点几炷香，下来时脸色严峻，仿佛身在异处。”

    这是现实主义里的浪漫主义。

    1983年11月，高晓声夫妇来温，是林斤澜的主意。林斤澜对高晓声说：“我们都带妻子。”林斤澜对我说，他已见出高晓声夫妇婚姻的前景不妙。他很同情高晓声的妻子。高晓声声名日隆，可妻子纯粹是个农村妇女。你要离婚，人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在人间，不是所有的悲剧都能变成喜剧，失去不能都得以找回，创伤不能都得以修补。林斤澜想望着在温州的山水里，笑声里，让高晓声夫妇重新携手，走好下面的半生。

    高晓声哪里听林斤澜的！你林斤澜多么恩爱，和妻子十多岁一起“革命”，在台湾结婚，妻子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届学生……高晓声的妻子自然不能相比。

    林斤澜透露，高晓声的妻子文盲不说，也不是一个温文温雅温柔的人。

    在温州，林斤澜对高晓声的妻子说：“晓声有肺病，可是喝的是慢酒，又多，这不好，你要劝劝他。”不想高晓声的妻子回答说：“只管喝吧，喝死了当算！”

    她还对林斤澜说到丈夫要离婚的事，说：“我们两个，总有一个死。他要离婚，我只有死！”说这个话时，高晓声在身旁，先是默然，而后忍俊不禁。

    几年之后，林斤澜听高晓声说，“我离婚了。”

    高晓声的妻子没有死。非但没有死，万万想不到，她又很快地结婚，而且男方比她还小了几岁！

    林斤澜同我说这个事时，嘴张得很大，“哈哈，哈哈……你看，你看！”神情表示一万个意外，好像高晓声妻子把地球也同时吞下了。

    家破了。林斤澜说，原来，他对亲生儿子的期望，比江南还大。他要儿子做一个大作家，鲁迅那样的，倘若没有法子，那就像他那样的，退一百步，他第一，儿子第二也可。这个事情复杂极了，不是高晓声一个人说了算的，物极必反，他的儿子并不怎么听父亲的，显得毫无艺术天赋的样子。儿子越教越笨，高晓声越看越难受，越看越痛苦。一天大哭，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后来的事实，高晓声的确是同儿子断绝了关系。临终时候，儿子来探望，高晓声竟然拒绝让儿子踏进他的病房里来！

    儿子后来跟随母亲和后父到了日本，因为他二姐在东京卖水果，发了财。

    与妻子离异后的岁月里，高晓声奇遇更多，美梦更大。他念念不忘那位早逝的妻子，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就是写他和这个女子的故事。他总要在活着的女子身上，找到早逝的妻子的身影，找到原来就属于他高晓声的那份爱。

    林斤澜说，十多年时间，高晓声密密有爱情故事。发生爱情故事，高晓声常常咂着嘴通报给林斤澜。最初在1984年，是一个研究生，这时“农民”高晓声56岁，春风涤胸，怎么说都可用“乐不可支”来形容。最后是贵州一个大学里的教师，高晓声对林斤澜说，这个女人很可爱，就是不能结婚，因为她有妇女病。——这个故事我略微知道一些，领会得到高晓声对这个女人的确很爱。

    1999年5月，高晓声一次给林斤澜打电话，要林马上写一篇评论捧他，而且马上发出。对这件事，林摸不着头脑，问：“嘿，你要做什么？”高只说：“这个……哈……再说再说……”。再一次要林给温州方面打个招呼，他将带女朋友到雁山瓯水来“白相白相”，林斤澜说“雅兴雅兴”，便把这光荣任务交给了我。我便给高晓声去了电话，表示欢迎，问他行程，他说还不能定下来。聊了一回，我便说倘有散文随笔短稿，请支持《温州晚报》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他毫不犹豫地问：“稿费怎样？”我说论篇，一篇一百。他说：“我有，我有一篇。”他寄给我的这一篇，叫《创造美丽》，我联想相貌难以讴歌的高晓声，这篇短文怎么看都像高明的情书，或情书的附件，是劝导贵州女士的。我把它引在下面，拆开他的西洋镜，料想九天或九泉的高晓声，会狡黠地笑笑又点头的。

    创造美丽

    高晓声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很庞大、很复杂的物体，每个人对它的认识都微乎其微，即使是人类全体，经过了几千年的实践，得到的认识也还是很肤浅的。然而这认识却非常重要，无论是一个人、一群人或者整个人类，究竟能发挥出多大的能量，就决定这种认识的程度。就个人来说，既然认识极微，那就不得不努力去学习别人(包括所有的人)的认识，这种认识就积聚在书本里，所以我们要读书。

    一个人的形状好看不好看，那是天生的，但是皮肤里边的填料，却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样庞杂，不是外形能够代表的。所以有表里不一的说法。虽有金玉其外，难免败絮其中:漂亮的绣花枕头里边，常是一包铡碎的稻草。而西瓜的黑皮包里，切开来却满满都是大红瓤，手无抓鸡之力的弱者，竟是胸怀吐凤之才的高人。这一切不同的来源，就在于填料。采用什么样的填料是每一个人能够选择的，做得了主的。所以结果是应该由自己来负责的。

    其实，长期使用不同的填料，是能够影响他们原来的外表的。英俊、美丽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包皮，当它被常识难住时，蠢态就毕露了，当它染上毒瘾时，就成了一个青面獠牙的鬼。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读书，使知识越来越丰富、头脑越来越聪明、办事越来越能干的人，也一定会在他的外形上反映出来。显得愈来愈坚定、愈来愈矫健、愈来愈快乐，会使人觉得他才是真正漂亮的人。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的漂亮是上帝给他的，而年老人的漂亮是自己创造的。

    林斤澜后来写的评论，题目叫：《寻觅清白》中的寻觅。我问林斤澜：“他的名气不小，要你立即写一篇东西捧他，他还有什么企图呢？”林斤澜说：“真是不明究竟。”我说：“他跟你都闪烁其辞，我看和爱情有关，别的不好解释。”林斤澜说：“可能就是这样。”

    “有妇女病”，“不能结婚”，高晓声还要爱得死去活来。可见，高晓声纯粹是在寻觅、建立精神的伊甸园，这使我有些尊重和景仰他。林斤澜后来的叙述，使我对高晓声的“爱”抱着同情甚至是怜悯的态度。

    高晓声找爱找得好苦，比“李顺大造屋”艰难多了。激动和孤独总是轮流陪伴着他，他的脾气越发地坏了。

    1999年6月初，我又给高晓声打电话，问来温的具体时间。两打忙音，又两打不接，再打接了：“什么事！！！”我说我是温州晚报的程绍国，高晓声连忙转口：“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他定在暑假时候。他的贵州一个大学的女朋友只有暑假才又空。

    可是，这时的高晓声，离死神已经很近。孤身而孤独，孤独而孤僻，长期的动荡不安，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南京，他很快就被人送到了医院里。

    住了几天，病情不见明显变化。高晓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求从南京转到无锡。大家惊诧，很不明白，看看高晓声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但林斤澜明白，陆文夫明白：高晓声早逝的爱妻就是无锡人！

    啊，他要做个无锡鬼！

    高晓声气管已被切开，不能说话。他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字，因为大，站在身边的人看得明明白白，那个字是：“家”！

    那已是临终的事了。

    叶至诚对林斤澜说“死了”的时候，高晓声当然没死。1978年，高晓声忽然出现在南京。他“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叶兆言语）。显然，这机灵鬼是在探摸政治气候和文学行情。很快，高晓声又出现在南京，这回，拿来了两篇文章：《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叶兆言说：“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啰嗦。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啰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掉了。”

    我想，为什么高晓声“脸上有些挂不住”呢？有可能是面子问题，更大可能是不以为然。文人的通病，是刚写的滚烫的稿子，不是《红楼梦》，就是《复活》，很不高兴别人指瑕。也有可能是陆文夫看错了眼，因为小说中有些闲笔倒是精髓。但高晓声又无可奈何，他毕竟离开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太久了，他连自己看自己，都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的地位，和陆文夫拉得太远了。陆文夫不容商量，不问意见，当面删他一段，可见当时的情形。

    陆文夫对《李顺大造屋》，还有这样的回忆：“《李顺大造屋》写的是一个农民想造房子，结果是折腾了二十多年还是没有造得起来。他不回避现实，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实况。不过，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我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吧，造了几十年还没有造成，看了使人难受。另外，让李顺大把房子造起来，拖一条‘光明的尾巴’，发表也可能会容易些。后来方之和叶至诚看了小说，也同意我的意见。高晓声同意改了，但那尾巴也不太光明，李顺大是行了贿以后才把房子造起来的。”

    陆文夫从现实而不是从文学出发，高晓声的修改也是被迫的，但显得智慧。

    他打响了。

    他红了好几年。

    当时多少人把高晓声说成是农民的代言人，农民的苦难、被动、无奈、愿望、满足……在高晓声笔下无不传神。契诃夫有个总主题，叫反庸俗；鲁迅有个总主题，叫反封建；高晓声说：“就我来说，这个总的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他似有“摆渡人”姿态，要“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可是，电视台采访，问他写作的目的，高晓声竟说：“写小说是很好玩的事。”怎么了？这回怎么不崇高了呢？这不同日后的王朔一样了吗？

    以我的认识，他的写作目的有别于林斤澜。林斤澜除了警世，还有为写作而写作的味道，惨淡经营，语不惊人誓不休，要把越多的艺术瑰宝留给后世。高晓声的创作，负有更多的具体功利，他要把写作当作手段，以求声名和富贵，包括幸福的爱情。这，可能和人的经历和生存现状有关系。倘若高晓声真的如我所说，也绝无什么可以指责的。

    他有名了，大作家！

    政府先后给了他两套房子。

    全家户口迁到了常州城。

    大女儿安排了工作。

    买煤球有时都动用小轿车。

    他还有钱了。

    他出国，更到全国开“笔会”，喝酒，游山玩水。

    他执抝得很，大约觉得自己的小说艺术已臻化境。他十分讨厌有些小说家接受西方各种流派的影响。林昭的舅舅许觉民回忆同高晓声的对话：“我说，中国新文学的铸成，自“五四”起就受到西方文学的极大影响，倘无西欧、俄罗斯文学不断介绍与参照，新文学的肌体就难以长成，现在沿此路子仍是不断地进益之法。至于有些作品过多的追求形式和不成熟，只可在不断磨练中渐至成熟，总之不吸收外来的养料，文学是难以得到健壮的。他认为不然，他说文学的主体只能是民族的，外界的借鉴不能替代自身的血肉，表现手段与语言之驾驭必须是中国的，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始可以匹敌于天下。这是他坚守的文学见地，我们并没有谈得拢。”

    ——这与林斤澜是完全不同的。林斤澜见好全收，古今中外，杂七杂八。对外国文学，他尤爱梅里美和契诃夫。《尤利西斯》他也读。2003年在温州，整整八十周岁，他还向我要博尔赫斯的小说，读后说有些不懂，对其中两篇有很大的心得，回京时，把“博尔赫斯”也带去，说还得研究研究。

    高晓声自大得很，很少有作家在他的眼里。因此，他在江苏人缘不佳，得罪不少人。即使朋辈，即使“探求者”内部，也有人怨艾，他死后还掏旧帐，说高晓声50年代欠有“羊奶一份，老母鸡数只，‘付女人费若干’”。——语焉不详，不近人情。什么是“女人费”呀？为什么在高晓声活着时不提呢？作为挚友，林斤澜说，别人是别人的事情，高晓声不应该目中无人，但这不是品质问题。——这与林斤澜区别甚大。林斤澜从来不同人交恶，就是对打击过他的人也不记仇。他非常尊敬前辈文学大师，也尊重同辈作家。林斤澜“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但极少臧否人物。”（ 汪曾祺语）“对文学的要求很苛刻，文字意蕴上对人对己一律严格以求，你想博他几句泛泛赞词很难……”（刘心武语）但对哪个艺术人都友善，都热情，有时显得“过分宽容”（邵燕祥语）改革开放初期，他把几茬有过节有隔阂的作家约到家里，摆了个“团结宴”，盼望向前看，多多写作。林斤澜没有一个私敌。

    高晓声的脾气的确变大了。林斤澜回忆说：“有一次我和阿叶（谷叶，林斤澜夫人——笔者注）、曾祺到南京，然后去了常州高晓声那里。叶至诚一家三人，还有一个章品镇一起去。常州一个酒店的老板是高晓声的堂弟，那天是他请的客。高晓声带妻子儿子来，那天吃了很多很好的江蟹。曾祺喝了点酒，兴致很高，要画蟹，画了几只蟹。因为宣纸上留得空白大，又都是老朋友，曾祺说大家都把名字写上去，也是雅事。轮到下辈，叶兆言写了就是高晓声的儿子。高晓声对儿子说，字要写得大，好像是说要比别人的都大。可是儿子写得还是小，想不到高晓声发火厉害，拿起一只斗笔，把整张画给涂了！你看你看，这样的脾气……”

    但高晓声对林斤澜这位老同学是很友好而尊重的。当年，他不满评论界对林斤澜的冷落，曾分别对两位评论家说，林斤澜是很值得书写的。这些事，都是别人后来告诉林斤澜的，高晓声当面不提。

    林斤澜写中篇《李地》，其中《蛋》一章，有这样的情节：六十年代初，李地做贼一样，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让高桩柿“交换”。鸡蛋值六分钱，李地要换两分钱的盐，两分钱的线（黑线白线各一分），一分钱的石笔，一分钱的冰糖。高桩柿说冰糖一分不好卖，李地说包点末末也可以。高桩柿才说：“刚才鸡蛋是六分四厘，四舍五入，四就抹掉了。不过秤杆稍微软一软，就是六分五厘，五就入，一入就是七分。”说着“啪”的一声，在算盘上多拨了一个珠子。高桩柿宣布：“现在还有两分，你拿个糖球走吧。”李地不要糖球，说：“我要冰糖。”——原来女儿四岁时，看童话书“冰糖甜瓜”，不知冰糖为何物。李地说，你读书时，妈妈给你。三年过去了，女儿背上书包，问李地要冰糖，李地给她一个指头，把话岔开。不想大半个学期过去，昨天，噙着眼泪回家。问其故，原来老师又讲童话“冰糖甜瓜”，顺便问道吃过冰糖吗？同学们一片连声回答：“吃过……” 高桩柿想到自己饿死的女儿，便在碎末里挑了一片指甲盖般大，指甲盖般薄的冰糖，用报纸包起来，郑重地递给了李地。

    林斤澜的这个细节，从高晓声那里听来。写作时，林斤澜特意去信高晓声，问这个细节你用不用，不用我用。高晓声同样写信，说：“这个细节我不用，绝对不用。这个细节的版权不是我的，我也是听某某某说的，他现在根本不搞文学了，你放心。”

    我问林斤澜，如何看待高晓声的创作？

    林斤澜说，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新时期炸响的文学引线在哪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处是什么。这不免有些投机，但当年许多作家确是这样的。这是当年的“时势”。时代要反思，不能再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于是，高晓声抓住了农民最关切的两个问题：吃和住。《李顺大造屋》是说盖房子的艰难，《“漏斗户”主》说人总是吃不饱。以及其后的“陈奂生系列”（《“漏斗户”主》主人公也是陈奂生），高晓声的名字叫亮在文学的青空，短篇两度夺魁，掌声如潮。从《七九小说选》开始，到1984年，小说集一年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都出过。可是，《1985年小说集》没人肯出了。何哉？盖文学“赶点子”“爆响”时期逐步过去，回归文学本身，回归正常状态。

    林斤澜说：拿打响的小说与同时的作家比，有技高一筹的感觉，但还不算高晓声的小说精品。后来的《钱包》《鱼钓》《山中》《飞磨》走哲理小说的路子，艺术上更讲究，更精致，有发展，是小说精品。哲理沉重，又不可多得，读者评论家一时喧哗不起来。但，高晓声在文学上的确进入了新的境界。

    林斤澜还认为，高晓声1992年以后，“放松”小说写作，转写散文以抒情，是文学上的又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界不能忽视，如‘钓鱼’一组，挥发性灵，很美，是文学精品，”林斤澜说。

    发光的都是金子吗？不。“是金子都会发光”吗？那可不一定。《古文观止》遗漏了不少更可观的精品。文学这里还有别的“学”，复杂得很，艺术家不要浮躁，要耐得住寂寞。高晓声耐不住寂寞，对出版《1985年小说集》的问题，他自己说：“……短篇的销售普遍滑坡，一时找不到肯为我出版的单位，一直拖到1988年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因时间拖久了，不得不将书名改为《觅》。……从此以后，我的创作情绪低落。”

    在忍耐力方面，林斤澜好。《微笑》《绝句》写于前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及后面自己的“十年十癔”和“门”，但在那时确是别具匠心的小说。可是，没人喝彩。1981年，中国作协为了安慰吧，给林斤澜汪曾祺各一个奖，林斤澜也没有得意洋洋的样子。默默走路，苦苦行吟。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离散，1950年，林斤澜到北京人艺去了。他的第一个作品叫《祖国的召唤》，写抗美援朝。当然稚嫰。这一年高晓声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收四财》，叶至诚则别着驳壳枪土改。

    林昭则分配到《常州民报》当记者。

    “这是个才女，这是个烈女，这是个圣女，”林斤澜反复说。

    林斤澜再见林昭，是在1954年的北京。是年林昭以江苏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北大名教授游国恩非常欣赏她的才华。北大创办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林昭是编委。当时编委会成员阵容如下：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钟；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

    1957年，“风满楼”时刻，另一个编委张元勋遭到“左派”的批判。张元勋回忆：

    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有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当“左派”前者呼后者应，轮番讨伐之时，一个女学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音色浑厚，不似女孩惯有的娇柔，在震耳欲聋、声嘶力竭的此前的男声叫嚷的未绝余音之隙里忽然传来如此迷人的声音，当时沸腾喧闹的听众顿时化作悄然。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断了她的发言，这显然是一位陌生人，凡熟悉她的人凭着她的声音就勿庸再问。

    “我是林昭！那么？你又是谁？竟是如此摆出一个审讯者的腔调！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还是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当然是右派。当年北大8000骄子，竟有1500人中计罹难。那一支被逮捕、被开除、被远放、被驱走的不幸大军啊，浪迹天涯，背亲离戚，在荒原绝域、饥寒劳苦中熬尽了青春岁月，有的历尽折磨摧残英年而逝，有的苟活幸存也憔悴若痴，且年及衰颓、孑然孤苦，苍天不助！

    她的妹妹彭令范回忆：“姐姐在北京劳教了两年多，因支气管，经常咯血，母亲去北京把她接回上海养病。母亲常为此后悔，说如果让姐姐留在北京或许不会出事，我却认为像姐姐的个性，任何地方都一样，她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林昭回上海不久，认为对彭德怀的处理不公，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和大量人民死亡，深感到政治上有严重的错误。对南斯拉夫被称之为修正主义，认为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观点，写成信件寄去北京有关方面。

    她又遭逮捕。……恰好这时父亲闯了进来，他立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地说，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他父亲自杀身亡。

    林昭被判20年徒刑。

    1962年，林昭因病保外就医。母亲和妹妹接她出来，但她死活不肯，抱着桌子腿，说“我出去仍要抓我进来的，何必多此一举。”

    诚如林昭所说，年底她再度入监，囚于上海提篮桥监狱。这回再没有出来。而在狱中的非人遭遇，人的良心还在，谁都为之哭泣！

    请看林昭狱中日记：

    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幅又不曾有过规定！”

    请看林昭的《血衣题跋》：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八月下旬重某日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在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至亲胞弟，见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恃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于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５３号囚室

    这是二十世纪吗？这是中国吗？

    请看张元勋探监记载：

    ……稍待，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稍待，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几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联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稍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联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起来，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们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的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绊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可笑大敌当前。一边是决不苟活“悔过”的现代窦娥！

    张元勋记下林昭“遗嘱”：

    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

    1968年4月29日，“不自由，毋宁死”的林昭果然被枪毙！谁也想不到的是，公安人员还要到林昭家里收取5分钱的子弹费！

    如此惨绝人寰的事，世人想不到，对祖国充满热爱的、想象力丰富的诗人林昭，她自己能想得到吗！

    她的妹妹实录当时情形：

    1968年5月1日，我从乡下回沪休假。下午二时左右，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叫母亲的名字，我就开门出去，上来一位公安人员，他问是林昭家属吗？收五分钱子弹费。母亲问什么？我非常冷静地从抽屉里拿出五分钱给他。当母亲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立即晕厥过去。

    林昭的母亲，不久冻死在雪地里，这是后话。

    1980年12月11日，林昭第一次平反纪念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不论规格，类似自发。林斤澜凭“苏南新专”学生会主席身份，主持会议。林昭的舅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作为家属代表参加。参加者还有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杨伯峻教授，乐黛云教授，北大同学刘绍棠陆拂为等80多人。那天，许觉民分发了林昭的一部分诗。

    读邵燕祥编《旧信重温》，见林斤澜一九八一年一封复信：

    燕祥编座：

    这些日子我下乡去了，“五一”回来，才读到来示，至歉至歉。

    林昭的诗当然值得发表，你的建议太好了。但我手头没有，北京的好友我问了一下，也没有。她的妹妹和一个女知友都在上海，上次来京参加追悼会时，曾说诗稿还在法院档案中，她们是要去要出来，或抄出来的，不知已进行否。我写封信给她，附上一阅，如可以，请寄发。

    即祝

    全家安好

    斤澜 5，2.

    不久，邵燕祥在《诗刊》介绍了林昭的诗，标题叫《血泊中的玫瑰花》。因为林昭狱中诗有这样的句子：“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

    后来北大也多次纪念她，钱理群和余杰都写下热血文章。那是后话。

    大约七十年代后期，林斤澜走到无锡，由高晓声带路去惠山，去寻找“苏南新专”旧址。五年后，林斤澜只身走到无锡，又一个人到了惠山。他“想去看看一个新坟，当年的才女，后来错划、错捕、错杀，新近平反安葬的林昭之墓。没有找到。”

    林斤澜说：“也曾商量营墓于无锡惠山，后来选定她的生身之地苏州灵岩山。两地都是天堂风光，都是适宜的，绝不会煞风景，倒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名堂也说不定，但那是以后的事……”

    墓是衣冠墓。家属被告知的，就是拿出五分钱，没有告诉骨灰在何处。

    对于林昭，林斤澜写下散文《玫瑰花》、《读<心中永远的痛>》和警世小说《五分》。《玫瑰花》中写道：

    “……有想象力丰富的，主张刻上才女自己的小诗，意味深长，又别致脱俗。这个主张大家赞成了。”

    有人建议刻上林昭的《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后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我从一张林昭墓碑的照片上，看到“最后的决定”：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林昭一九六四年三月

    林昭犯了什么罪，或者犯了什么法，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清楚。

    纵观林昭之死（活到36岁，未婚），她是死于“说话”上。她为张元勋抱不平，是张元勋因说话受到批判。后来为彭德怀抱不平，所以她要说话。几个世纪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就说：“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保护你说话的权利。”人有一张嘴，吃饭说话两用途。《宪法》是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可人家一说话却遭遇枪毙。林昭还没有嚷嚷“民主政治”呢，倘嚷嚷“民主政治”，林昭将被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