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读章詒和《最后的贵族》，顺道温习一下中国现代史ABC。（我写得很闷，只是想整理一下自己对这段歷史的粗浅知识。）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共对异见知识份子的大清算，其牵连之广、手段之卑鄙，叫人心寒。虽然未及后来文革的恐怖暴力，然而它对人的精神摧残，对丑恶人性的煽动，对国家发展的伤害，祸延至今。

1957 年，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提出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开明的姿态呼社会各界多提意见，协助共產党改进。有著热诚的一批知识分子误信了当权者的诚意，纷纷表达他们对建设国家的构想，期望国家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当中自然少不免针对目前政策缺失的批评。

正当这些批评意见例越来越深入，在社会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反响之时，形势却起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把这些提意见的人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部署进行反攻。中共在五月召开了整风座谈会，邀请许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到场提意见。然而召开那些座谈会的真正目的，其实并非为听取意见，而是要「引蛇出洞」，诱他们自投罗网，然后予以剷除。

六月，反右运动正式揭幕。当日提过意见的人，纷纷被打成右派，批斗接踵而来。

首当其衝的一班受过外国教育、拥有自由民主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从工作岗位上被拉下来，接受批斗，被迫认错。毛泽东把人分成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產党的敌人，更宣称群眾中有百分之五为右派分子。反右运动进一步扩大，各组识单位都要找出群眾之中的「右派」。於是人人自危，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都争著互相揭发，由家庭背景、生活习惯、朋友同挤间的私下谈话都可被作为「罪证」。数十万的人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备受孤立、歧视和压迫，家散人亡。当中许多人胡里胡涂当了右派，二十年后才知道是因为这种荒谬的「百分比」。

及后文革一起，被划为右派的人大抵都没有好下场。

反右的恶果

一、人才浪费，国家元气大伤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就不多，经过反右，都不获重用。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精英，从此只能在屈辱中苟活。党的工作重心也由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此后二十年间人民的精力都在互相斗争里消耗，政治、经济、道德文明大倒退。

二、以言入罪，法制进一步败坏

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基本上没有实质的反党行动，仅仅由於曾发过言，写过文章，甚至只是在私人信件、日记里发过牢骚，就被冠以反党罪名。「以言定罪」的恶风大起，不下於歷史上任何一字文字狱。整个反右运动都是由党中央部署进行，党的指示，毛的指示就是法律，不讲宪法依据。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名存实亡。冤假错案数量惊人。

三、党与民眾关係恶化

中共立国之前，为对抗国民党，曾得到其他民主党派的帮助。建国后，中共为拉拢他们，统一阵线，曾给予他们部分的管治权力。大鸣大放时，民主党派的言论触犯龙顏，被大力打压，自此一党专政格局已成，其他党派此后只好接受改造，双方再无对等的合作。而反右对知识分子的衝击，及其后的大量冤假错案，都败坏了党在民眾心目中的威望。许多原本对共產党信任的人，都有被骗之感。

四、价值观的崩溃

经歷过反右，人们见识过讲真话的后果，此后对现实都噤若寒蝉，只会盲目歌颂，訶謏奉承。学界也缺乏了独立思考的空间。社会上下习惯了说谎话，施政缺乏监督，错失无从纠正，导致人祸连连。即使到现在，人们对於时弊也不敢直言，根源也可以追溯至1957。

而反右也鼓动了人性的丑恶面，人们为了明哲保身，不惜出卖朋友，发展到后来甚至子女要和父母划清界线，夫妻间要互相揭发，人伦价值受到大破坏，给几代人留下不可泯灭的心灵创伤。

后记：

1. 《最后的贵族》作者章詒和，其父亲章伯钧是当年的头号大右派。

2. 邓小平一生至少有两大污点：镇压八九民运是其一，不赘；其二就是「反右」运动，当时他是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官方（他本人）对反右的「定论」，依然是坚持反右在根本上不是错的，只是错在扩大了范围，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由於当局不肯彻底认错，当年的一些大右派，至今仍未得到平反。包括《最后的贵族》里所忆述的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

3. 《最后的贵族》的国内版叫《往事并不如烟》，有删节。若有空比较两者的差别，也许可推断现在国内出版的尺度，领会出版者的苦衷与踩钢线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