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

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一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3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严仲强（北京大学学生）：

“鸣”“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苏联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皆比中国先进，但就不提“鸣”“放”政策。所以“鸣”“放”政策可以提出，但也可能被执政党在一些借口下取消或有名无实。

通过鸣放，中/共可以估计到各种力量对比，学习对待各种不同人的手段，从而达到更巩固的专/政。

《压制不了的呼声》（1957年7月3日），转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7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黄継忠（北京大学）

今天共/产党员大权独揽、包办国家大事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最高政府机构到机关、学校、农村、工厂、军队，比比皆是。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政府中有职无权，报纸上天天可以看到。有的机关主管人是党外人士，副的是党员；有的正的是党员，副的是非党员。但无论正、副，权总是在党员手中。拿我们学校来说，就给人这种印象：真正的领导人是江隆基副校长，而不是马寅初校长。教务处、总务处，也是如此。各系的总指挥也不是各系的系主任，而是年轻的党员系秘书。

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方向，制定政策，这是没有一个人不拥护的事。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的科学及高教机构、每一个单位行政、学术上（除了党委）都必须是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呢？我看不可能也不必要。这些地方让各该行的专家们去领导不是更好吗？难道这就不是党领导了么？难道今天知识分子不是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吗？

《大胆向党和党员提意见》，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76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党天下论”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

佚名（北京大学学生）：

我认为“党天下论”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作者一再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为什么编者竟看偏戏呢？（从前有人看戏不看戏文怎样，专看演员漂不漂亮）

党天下论指出了生活真实的一面，的确就是因为不放心群众，就在每一个地方放上一个党员做头儿（不是名义上的而是实际上的），才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难道党政不分、有职无权，对群众不信任不是一致的呼声吗？

我认为根据“存在决定意识”，不同地位的人看问题就会不一致，姑且称之为地位局限性吧，英明的领导就是要摆脱这种局限性，要有全面辩证的观点。试问，我们的全体党员都这样高明么？试问，最近揭发的矛盾是党员看出的呢，还是群众看出的呢？

因此，我认为“党天下”，是“三害”（1957年4月，毛泽东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为“诱饵”对民主人士“钓鱼”，群众将三个“主义”统称“三害”，更多的人认为三害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

《〈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转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01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党天下”就是只相信自己

陆坤元（北京大学学生）：

储安平讲“党天下”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并不能用“蒋天下”来比喻和理解，带有括号的“党天下”即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他指党组织只相信党员，不相信非党的知识分子，至于把这种现象扩大为清一色，那是不对的，但批评基本是对的，更谈不到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这样的批评好像叫人不“鸣放”似的，建议党报表示态度，否则有碍“鸣放”。

《对〈人民日报〉的批评》，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4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摧毁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威信

谭天荣（北大物理系学生）：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基本群众，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失去了道义上的基础。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仅仅是因为缺乏思考的习惯，全部问题就在于让他们思想活跃起来，不要过多地责难他们。

我们反对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一种习惯的机械势力。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困难，这也是我们的光荣。

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

现在我们是在困难中，受到各式各样的人的反对。但是为了摧毁那种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之上的威信，为了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为了曾昭伦、钱伟长的自尊心，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理性和人权，我们愿意殊死地搏斗。江隆基这家伙试图用什么“岗位”之类的废话来吓唬我们，老实告诉他，就是付出生命，我们也是愉快的，我不会忘记保尔的话，为了爱人活着这是卑鄙，为了家庭活着这是自私，而为了个人活着，这简直是无耻，我们可不是那种人。

《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1957年6月23日），转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62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摘要）

陈桂新（民盟候补中央委员）：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点，是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只是他没有再进一步追究根源。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

在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专/政。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

在延安整过主观主义，愈整愈厉害，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害？

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范畴，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是万古长存。它不是目的，是手段，是工具，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

我国这几年来对旧知识分子的利用和改造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选派留学生主要看成份，看政治条件，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

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除镇压反/动派以外，还要组织经济工作、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于是，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还不是“党天下”，是难以想像的。

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用来联系群众的杠杆、传导带，实际上是工具，完全被动，不可能发生主观能动性。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是传导带，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

归根到底，就是要扩大民主。

1957年6月10日在民盟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1957年6月11日《光明日报》，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36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严仲强（北京大学学生）:

就拿肃反运动来讲，我觉得这是生硬的袭用苏联老大哥的错误经验的结果，犯了极端教条主义的结果。就拿本校来讲吧，这完全是乱斗好人，例如：将顾牧丁先生等当反/革命分子来斗，这完全是一种歇斯底里，这样套“整个运动是正确的，但有少数偏差”，怎样能使“良心”上得到安慰？思想上的懒汉才对这种公式最感兴趣，他们用这种公式将自己愚蠢粉饰为多智，丑恶粉饰为善良。

《疯子的话》，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76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

龙英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无产阶级专/政无论过去和未来都只能在个别国家里提出来，作为全世界口号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口号会脱离群众，不管加多少解释。

资产阶级比我们高明得多，搞了专/政，但不提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列宁、斯大林的口号。中国毛主席加以否定之否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共/产党情报局用争取人民民主的口号，来代替专/政，更前进了一步，可吸引更多的人，可团结资产阶级。

比人民民主专/政更高明的口号也可以提，再否定之否定，如共/产党情报局提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你到印度搞无产阶级专/政试试看，谁跟你走？只要保证党的领导，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是的确不当的。“一论”“再论”题目虽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但提出的五条经验中就没有提这口号。

在我们国内剥削阶级基本消灭后，专谁的政？——专/政对付帝国主义，国内主要是人民民主。这一名词关系很大，弄得不好混乱自己。英国提不妙，意大利讲议会过渡，我们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很好。我们要使民族主义向我们看齐，民族主义国家，欧美政府中的某些人士都拥护社会主义，可是我们的口号把别人吓跑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口号过时了。

《“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转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3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根源在制度

林希翎（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我国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不能适应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础的缘故。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具体表现在人事制度，等级制度，保密制度扩大化，等等。

以党代政的问题存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实权都在共/产党手中。法律是形式主义，苏联宪法更虚假，苏联有法制组织，实际上斯大林可以完全破坏法制。我们没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审判员说了算。如肃反问题，是否扩大化，我感到是扩大了，主席说没有，我不同意。苏联破坏法制是骇人听闻的。中国杀了77万，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72万。肃反的理论根据也是错误的——罗瑞卿的报告都是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化”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

《我的思考》，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59、16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杨玉清（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

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是从北京乱搞起的。

首先，在北京的上级要下轿，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

1957年5月31日在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1957年6月5日是《人民日报》，转自朱正著《1957年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3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人性的绝灭

张锡锟（北京大学学生）：

人在形成过程中，人性亦随之形成。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性也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内容。但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人开始具有了另外一种属性----阶级性，加上人们的种种阶级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阶级矛盾的掩盖下，被冲淡了，被忽视了！（如各种酷刑的出现）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本应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由于过分地强调了阶级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绝灭人性的东西畅通无阻地发生了。（在各次运动中），对阶级异己加以私刑，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体摧残。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者对人身进行了无形的迫害。

由于法制的不健全，这些恶劣现象在社会上未被有效制止，所以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儿子可以对父亲任意谩骂，甚至将其捆绑、鞭打……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于是扣帽子之事风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计的想将人证明为反/革命，于是把一切生活琐事以及开玩笑的话，都搬来作为口实，而进行荒谬的推理，将其推向反/革命的边缘。（当然，若有一点可能，早就被叫成反/革命了！）

朋友，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愿望，难道你的同学就没有生活下去的起码要求吗？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来！

《人性的呼唤》，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26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权力高度集中

王书瑶（北京大学学生）：

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地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无论是苏联共/产党，也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都不免统治者的共同弱点，他们害怕说出问题的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做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的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苏联共/产党或者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没有归于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却归之于“人们的思想情况”，我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苏联人民已经为此付出了自己最优秀儿子的鲜血的代价（胜利者代表大会70℅的中央委员啊！1100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如果不愿历史重演，无数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产主义不受毁灭的威胁，就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更快的到来！

《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04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左言东（北京大学）：
三害的根源不能从人的思想上去找，而应该从社会存在中去找。

1. 经济原因----党成为统治阶级后多了权和钱。过去党员和群众同甘共苦，解放后党掌握了经济命脉。人民生活提高较少，干部生活提高太多，和人民悬殊太大。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属也过着贵族生活。这样就无法体会农民的甘苦，以毛主席为例，每月工资加上其他照顾折合现款一共有两千元，而一个灾区农民一年只有十九元，相差太远了。

2. 政治原因：

① 过去在革命斗争中，需要高度集权，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仍保持高度集权，对国家发展就会造成很多障碍。多党制可以防止一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过去各党未能发挥作用，他们的意见千篇一律，变成了党的附庸。

② 人事制度有问题：对党员提拔比别人快。如不真正按德才提拔干部，就会使党员变得不学无术，而使有德才称职的人不能为人民做事。这样就产生了宗派主义。

《我的思考》，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97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沈志远（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

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妨碍积极性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某种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理过多过死，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异常缺少的国家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

1957年5月16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转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2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个人崇拜”是由社会制度产生的（摘要）

群学（北京大学学生）：

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把少数人的力量加以过高的、甚至于离奇的估计。表现在思想上的个人崇拜，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决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

（一） 个人崇拜在历史上产生的原因

领导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必然是十分凶残镇压反抗者，此外还要在思想上制服人民，那就是领袖们有惊人的本领，仿佛有移山倒海、扭转乾坤之势，如何英明，简直未卜先知，什么都知道，奉若天神。此外，更有利用、歪曲宗教，麻醉人民。

个人崇拜的法律保证，也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达到巩固个人地位的目的。今天的教条主义者，能和上列诸位（如蒋介石）“媲美”，他们不许有人对政策有怀疑，不许有人对现实问题进行切实的讨论，同样以政权的力量保证他们在思想斗争中取得专横的独裁的“胜利”。表面上说的一套是“科学，发展，真理”，实际上做的是：“顽固，唯心，愚民政策”。

（二） 从历史上看，中国革命之初就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就党内来说，几次重换中央机构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严重的互相争权倾轧的惨景，美其名曰：“党内斗争”。瞿秋白之死有一半是自己人杀的，把自己同志的错误看成不可饶恕，这也说得过去，然而把自己人也看成敌人，这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品质。

这是为了争得个人超人“威力和信任”的一种初级形式的表现，因为在1930年前前后后几年里，整个革命队伍人很少，不能有很大的威力。

与此相伴随的是乱杀自己人的罪行，远在“井冈山”时候，就有这情形（有记录者：毛泽东：“农村调查”中一个知识分子干部的下落不明的被杀，毛主席也在后面加了？！），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可以找到不少被枉杀的自己人。

（三） 不完备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给个人崇拜的产生留出了肥沃旷野。

（四） 更重要的是深刻的经济基础。“个人崇拜”，是由社会制度产生的，这是因为上层建筑的产生决不是凭空而来的，必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

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无比优越，我们是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来谈此问题的。问题之所在，是公有制如何使其名符其实----就是体现在分配上的合理化（决非绝对平等）。现在，经济上以各种名目，照顾之类，较高级官员过多地实际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实际上极不平等，这些现象决非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年半载存在，而是全面，长期存在。这就是“谈论”（一位大字报作者）所说的“新阶级”的形成，它的枝叶是在不完备的公有制的空隙上滋长起来的。决不能简单地、唯心地“说成是”人们的思想问题。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悬殊，就必然地要产生个人崇拜。

（五） “个人崇拜”者的理论基础：首先他们强调了一个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予歌颂、赞美，进而把它的作用夸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个党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绝群众的意见，而当把党的地位异常特殊之后，再就进一步推崇个别高级领导人员，以至发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话，全部理论基础是：历史主要由个别政党所创，而政党由领导者所创，一切领导指示奉若神明，否认了群众的主要作用。

（六） 为什么马列主义理论中早已肯定了群众是历史真正创造者，而实践中，实际上政、经、社会地位如此悬殊呢？这就是经济上的特殊逐渐形成阶级，利用政权，不许人民说，压制批评。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制度”来保证群众可以对领导者进行监督，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有十分严重的缺点，它只能在书本上，讲台上反对个人崇拜，丝毫没有物质的力量来保证。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个人崇拜是制度产生的，这并不是说必须推/翻这个制度，而是说必须彻底改变完备这个制度。

《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34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