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它本身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工具。中国的知识分子更特别，虽然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教育，但因为它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也想工业化。譬如欧洲国家的工业发达，而当时中国没有工业，学什么工程、医生、会计等都没有出路，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殊待遇，譬如清华大学同是教师，外国人的待遇就高，中国人的待遇就低，待遇差别，使人心里不服，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命力量。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两个面，可以跟社会主义走，利益没有受到损害，可以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只是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矛盾。中国要工业化了，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工人阶级结合。知识分子应作为社会阶层，不应作为阶级，不应一开口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

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知识分子也在发展，对知识分子要现实的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不得不向对立的方面转化。不要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如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就是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

《在1957年6月5日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第156期，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0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不应以敌对态度对待知识分子

李景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欲望不高，能终生做一个教授，给予一定条件进行学术研究，那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会造反，连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很有道理的。党还有什么不放心？

1957年5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人民大学周报》第150期，转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3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傅钟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傅种孙在1957年5月27日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54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过吗？我们来看中共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 “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所标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

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

《中共失策之一》，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7月6日第151期，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4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程千帆（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以后徐懋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

有人说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岁的小孩子手里，今后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写不同意。“三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群众为什么不可干人事工作，为什么非要党团员不可。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人事工作全是党员，人事处、科变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了黑暗的王国。系主任要查学生的档案不行，一定要党员去查。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劲。人事工作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不一定非是党团员不可。

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

转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29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谭天荣（北大物理系学生）：

南开大学的一张标题“巨大的悲剧”的大字报告诉我这样一件事：程京教授曾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在英国得到三种博士学位，是一位对相对论有过贡献的物理学家。1949年满怀热情回国参加建设。1950年遇到思想改造运动，但在南大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改造呢？他遭受了各种人身攻击，被别人指着鼻子骂街。这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的心灵受到了残酷的伤害。现在，在南大的校园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怪人：像“夜半歌声”中的宋旦萍，每天拖着患关节炎的双腿，从事各种琐事，他自己洗衣服连肥皂也没有，这就是当年的哲学博士，这就是当年的物理学教授----程京。

《第二株毒草》，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30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由于习惯的力量，在阶级敌人被基本消灭以后，我们就把阶级仇恨转加在“落后分子”身上，用对敌斗争方式，伤害了很多自己人，似乎过去喜欢思考的人，大都成了落后分子，其中很多就被斗争过，其理由常常是：你为什么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很多同学养成了不思考的习惯，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青红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的，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和自己，而那些受委屈的同学，却容易把所有这些同学都当作有意伤害自己的坏人，这样就激起了偏激的对抗情绪，发生了一些无原则的纠纷，使我们放过了真正的三害（1957年1月，毛泽东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诱饵”对民主人士“钓鱼”，群众将三个“主义”统称“三害”。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三害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

同上第36页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

对学生情况的估计，我同意杨人闿的意见，学生大多数是好的，清华就没有人提胡风问题，在北大也是个别的。错误意见也有人批评，不必害怕，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

《1957年5月27日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自牛汉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342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我们社会出现了新的特权阶层

左言东（北京大学）：

在我们社会里有一个新的阶层，处处享受特权。建筑工人盖了那么多楼房，可是他们自己只能住茅屋，享受特权的都是些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吃得很好，与一般人相差太远。现在没有人敢大胆来写反映这些现象的诗，因此我产生感慨和怀疑。“谈论”的文章“阶级社会里的等级制度”，我觉得很有道理，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

《我的思考》，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498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形成

周大觉、钱如平（北京大学学生）：

随着旧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自然这与旧的不同，它有独特的特点，粗略想来有以下几点：

① 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现在的占有已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是比较分散的，现在掌握政权的各党政军要人占全国人数比例很小，集体占有，美其名曰：“全民所有”。这一点现在不容易看清楚，如果看一看分配关系就更鲜明。

② 分配，中央一级（或称万岁、九千岁、八千岁……）（或一品官、二品官……依此可排下去）每月薪金500多元，也许与农民比还不恰当，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较一般月工资为40～60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

据我所知，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既使中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如此大的纯收入，因为资本家的极大部分利润必须投入生产之中，我们可从讲课中知道，中国许多中等资产阶级的总资本不过两千元左右，因此，纵然形式上不是剥削关系，但实质上存在着不平等交易，也许人们要说：“他们是脑力劳动者高级又复杂……”此话下面再谈。

③ 我们要问，如此悬殊难道是符合社会劳动等价交换吗？我看不是，只不过利用政权——领导者自己对物质享受的感兴趣，自己规定的。在整个社会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等价交换（指劳动量相同），不可能相差800倍，因为试想：你周围很落后的生产力，你一个人能创造如此多财富？毛主席等他们劳动如此珍贵？若告之天下农民，赞成者我看寥寥。

④ 社会地位，宪法上名义上规定公民一律平等，然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不论工作、学习、游玩、吃饭……）都按等级，可见不平等，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可以呵斥直到无辜的斗争，施以肉刑（变相的），这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态度有何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名义和方式罢了。

⑤ 官官相护（例如魏巍所揭露的）。可见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

⑥ 变相的衙役公差存在，只不过美其名曰“通讯员”，实则不平等待遇。以及公差仗势欺人屡见不鲜（可看报），此外对公民的不信任，犹如特务监视甚至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因为最凶残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他们抓人也至少有些事实为依据，虽然枉杀者也有，但试看北大肃反有200余人斗错，被捕者两人，也是早已交待过反革命罪行的。可见这种也可以和剥削阶级统治“媲美”。“卫道者”们会说我没有“立场”，但我试问：人民还要听娓娓动听平等自由无剥削……美好无比的社会……然而，连生命也无保障，人的尊严随时可被侮辱，这算什么“美好幸福”的社会呀？如果这样的“社会主义”万岁，我宁愿去死，不愿再存，简直是牛马的生活！！！

⑦ 历史上如朱元璋等打天下之初，总是为了争取群众，与手下一起骗得大家信任，一旦大功告成一脚踢开群众，借故屠杀功臣，争夺地位名利。在我国现在，也是伸手找报纸或打听一个儒林内部就一目了然，更有许多政客投机分子，削尖大脑钻入政党，荣华富贵有权有势，盛气凌人。

《论“阶级”的发展》，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166、183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

佚名（北京大学学生）：

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大大优越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因此为生产力的高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又突出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就是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

为了消除和减少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求党中央尽可能消除党政领导者的特权，（为工作所必须者不在其内）我们认为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作有百利而无一害，作为人民称职的领导者，应该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具有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其意义还不在其本身可以为国家节约一些开支，更重要的是消除和减少了领导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实际差别，使得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好地反映客观实际。

《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源》，转自牛汉 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241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粮食工业部长）：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日，转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2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龙云（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错误的根源多半在上面。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提倡穿补丁衣服，使得下面无所适从。

1957年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转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

《花丛小语》，载《新清华》，转自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3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