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和“右派”

左和右，本是方位名词；人们赋予其政治上的含义，由来已久。我国自古视“右”为上，为尊，为高；视“左”为下，为卑，为低。唐代称贵族为“右族”，帝王亲戚为“右戚”；而被贬谪降职，称为“左迁”，歪门邪道则曰“左道”。在国外，左派和右派词语，起源於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七八九年五月，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与僧侣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坐在左边。其后召开国民会议，主张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自此，左派、右派逐渐成为政党派别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代名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两者仍如方位名词一样，都是“中性”词，无褒贬之意。

马克思创立共产主义学说，从此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左派、右派的内涵有了变化：主张和支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为左派；反对和不支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则为右派，从此，这类词语有了褒贬之意。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左派右派之分又恢复了国际通行的标准：求改革、争民主的被视为左派，反对改革、维持现状的被视为右派；戈尔巴乔夫因坚持共产主义理念而又开明地追求政治民主，是为“中派”。经过一番政治较量之后，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恢复多党制和私有制。叶利钦成了左派。

由此可见，左派右派一词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变化的。至於怎么变化，则以各个时期各政党的代表人物所遵循的理念和信仰而定。

中共对“右派”的划分

一九五七年我国“反右”运动对“右派”的划分，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对共产党的态度为参照系的：完全支持共产党的就是左派，不完全支持，在某些方面提出意见的便是右派。在共产党的习惯理念中，“右派”代表资产阶级，故曰“资产阶级右派”。其实，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标准，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那些要求改革争取民主的人，应该是改革派，属左派；反之，坚持专制统治，反对改革，反对民主的人则属“保守派”，应为右派。然而，在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是“修正主义”理论。因此，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管执政与否，不论其政治方针路线如何，始终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左派。

其实，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即使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许多人，就其言论和实际表现而言，他们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右派”，而是始终“和党一条心”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例如，作家丁玲便是这样一个“左派”。

众所周知，丁玲在延安时，曾因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自己也写了《三八节有感》等作品而受到批判。但是纵观丁玲一生，她在各个时期确确实实是始终紧跟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她善於揣摸领导意图，挞伐文友毫不留情。上世纪四十年代，丁玲揭发王实味是“善於纵横捭阖，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五十年代，丁玲批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饰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还带头批判过萧军、萧也牧等作家。一九五七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和周扬等人的个人恩怨和历史纠葛有关。当时揭发她的“反党”材料，除了延安的“老帐”外，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所以对她只能是“再批判”。丁玲平反后，对“反右”不仅没有丝毫怨言，反而为“反右”进行辩护。她的许多言词比党内的“左派”还要“左”。难道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吗？！

另一个人，“反右”运动中“六教授”之一——钱伟长，也应该是“左派”。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笔者曾採访过钱伟长。当时他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在我的记忆中，那次採访，尽管他对教育改革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但他对党的总的领导还是坚决拥护的。后来钱伟长成了“右派”，许多人感到意外！钱的“右派”问题“改正”后，表现特别积极，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九八七年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发起组织“反右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钱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向有关方面汇报，及时阻止了讨论会的召开。后来，这三个发起人受到批判和惩处，其中两人被开除党籍。像这样的事，可能别的党外人士是难以做到的，钱伟长做到了，他因此高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难道不也是地地道道的“左派”吗？！

为保权位打击异己

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於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五十年代担任过北京地质学院团委书记的陶世龙，回答过韦君宜提出的这个问题。陶在《蒋南翔为什么要整钱伟长和袁永熙？》一文中写道，蒋南翔不保护钱伟长，“其根本原因是这位钱副校长居然敢反对蒋校长将清华大学按苏联模式办成一所只有工科的「工程师的摇篮」，而极力主张和鼓吹理工合校。”

当年也被蒋南翔打成右派的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的儿子陈必大，在回忆他父亲的文章《欲辩真义已忘言》中也写道：“蒋南翔是一个有事业心又权势欲极强的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重”。蒋对外要〔清华〕当「天字第一号」，内部容不得半点反对意见。蒋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陈必大说：”〔袁永熙〕对蒋的意见不肯苟同。〔他认为〕事情都得大家商量着办，上下左右的关系还是要理顺，哪能尽如你意呢？这番见识使当初调他来清华的蒋南翔大感失望“，於是乃有一九五七年袁永熙成为”右派“的事。

蒋南翔曾经是笔者所崇拜的领导人之一。鄙人对袁永熙也熟悉，蒋介石大秘书陈佈雷的女婿，四十年代昆明学生运动中的领头人物，五十年代初期团中央学校工作部主任秘书。过去，我一直以为，蒋南翔水平高，分析问题深刻；袁永熙是他的老部下，应该手下留情。没有想到，他和“伟大领袖”一样，也是一个自以为是，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而且，蒋还有一套“政权意识”高论。由此我想到，一九五七年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表面上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说是为了“保卫党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其中掺有很多水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上上下下的一些当权派为了“保卫”自己的权位，把不同意见的人打下去，从此唯我独尊，唯我独霸。当时所谓“左派”和“右派”之争，说穿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对於〔韦君宜提到的〕蒋南翔身上出现的前后矛盾的现象，该怎样解释呢？”陶世龙的文章自问自答说，“想来想去，还是用那个曾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哲学名词——「异化」来解释，可能最为适合。”

“引蛇出洞”与“拽蛇出洞”

“引蛇出洞”，是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採取的一种策略。为了追寻其源头和轨迹，李慎之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可见这一策略的重要。

众所周知，当年“引蛇出洞”大环境的“诱饵”，是“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属“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之类。小环境的“诱饵”则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各个单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里解剖一只“麻雀”，看看当年一些单位是怎样“各显神通”“引蛇出洞”的。

某中央新闻报刊单位，总共二三十个人，单位不算大，一九五七年抓出了六个“右派”。论比率，不算小了。这个单位的“右派”们是怎样被“引出洞”的呢？下面略举数例：

例一：“右派”甲，大学生，中共党员，一九五四年参加肃反工作，有“右倾”思想。单位以开支部会总结肃反工作为由，事先通知甲参加会并要他准备意见。在支部会上，主持人特别强调：“总结肃反工作，是为了吸取教训，以便今后更好地改进工作，大家不必有顾虑”，等等。於是，甲根据他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在会上婉转地提了两条意见：“可否先审干，再肃反”，“不搞逼供信，省得翻案平反”。单位把甲的两条意见作为“右派材料”上报，上面认为“材料不够右派”。於是，单位反复动员甲“向党交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甲为了表示对党忠诚，傻里巴叽把自己所有的“资产阶级思想”都端了出来。这样一来，“交心”的材料都成为“罪行”，定了性，跑不了了。这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引蛇出洞”。

例二：“右派”乙，大学生，非党员，有个性，得罪过领导。鸣放期间，为了使刊物宣传“有的放矢”，领导派他和一个同事去外地进行调查研究。乙在某大学观看大字报时，抄录了一些材料。这个同伴偷看了乙的笔记本，并把乙摘抄的一些“右派观点”记下来；回到单位，向领导汇报；等到机关反右时，便把摘抄的材料抖了出来，质问乙为什么要抄这些“右派言论”，是不是对它很欣赏，思想上有共鸣？并联系乙平日的某些言论加以论证。於是，乙有口难辩，也成了“右派”。人们说，这不是“引蛇出洞”，而是用“偷袭”手法，“拽蛇出洞”。

例三：“右派”丙，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非党员，老实听话。鸣放期间，丙到中国人民大学听林希翎的讲话，回到单位，有人问他：“林希翎的讲话怎么样？”丙点了点头，说：“她有些话还有点道理。”就这么一句话，还没有形成观点哩，即以此为由头，穷追猛打。尽管得到的材料不多，这条可怜的小“鱼”也成了“蛇”，被划为“右派”。人们说，丙“是一个不够水平的点头「右派」”。单位领导曾考虑把他撤下，但上级不准，据说是为了“达标”，需“小鱼凑数”。其他三个“右派”，在鸣放期间并没有多少材料，只因在以往运动中无辜受过“审查”，不予信任，因此无须“引”和“钓”，理所当然地都成了“右派”。

这个单位还有一位领导干部，在报刊上写过一些文章，宣扬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之类，按照毛泽东《事情在起变化》一文所述，这是一条“浮在水面上的鱼”，而且在该单位算得上是条“大鱼”：“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无须“引”和“钓”，就可以划为“右派”。只因他是个领导干部，而且和单位第一把手有某种特殊关系，被保护下来了。可见，反右派也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抓谁，不抓谁，其中大有“猫腻”。这位老兄“漏网”之后，也学会了整人，“甯左勿右”；但如同外行人化装演戏一样，“左”得很不自然，“左”得使人难受。

居心叵测踩人上台之辈

是的，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每个人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挨整，另一条是整人；你不整人，便要挨整，别无他路选择。因此，运动中许多跟着“摇旗呐喊”的人，绝大多数是迫於形势，不得已而为。也有少数“积极分子”和“打手”，他们以“整人”为荣，以“整人”为乐，因“整人”得到高升。像前述那位偷看同行笔记本的人就是。每次运动一来，他就千方百计，试图钻进“运动办公室”去整人。反右派运动中，他成了“运动办公室”的骨干。在“引蛇出洞”和陷害友人上耍尽花招：谲诈刁钻，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不择手段，用卑鄙的方法来取得其所需要的材料。人们称其为“康生式的人物”和“一颗定时炸弹”，连单位的领导都怕他三分。

有感於历次运动中人们的各种心态和表现，鄙人曾仿毛体，写过一首打油诗：“蓦然谲变起飙雷，即有随风一大堆。阴计阳谋谁管得，摇旗呐喊助威来。蓝衫紫服多私念，庇护紧跟难自裁。不乏居心叵测辈，踩人肩膀上台来。”诗中尾联，便是写“康生式”一类的人物的。

过去五十多年的运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人们在平反冤假错案时，往往归咎於上面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其实，除了上面应负主要责任以外，各级领导，各类当事人，也各有其应负的责任。特别是那些“康生式的人物”，更不能逃避其罪责。可惜，每次运动过后总结工作时，许多“康生式的人物”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和惩罚，相反还受到保护和奖励。这些人自己也不作任何反思，有的一直受到重用。

“五七”余波未息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空前浩劫，在身心备受凌辱和摧残之后，其独立人格和创造能力已消泯殆尽，一个个沦为犬儒乡愿，苟安混世。自此，神州大地，黄锺毁弃，万马齐喑。毛泽东更加肆无忌惮，接连发动了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的运动，把国家一步步推向崩溃的边缘。但是，“物极必反”，由此迎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对“反右”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改正”。然而，人们痛定思痛，还有着一些疑问和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心情并未完全平静。

疑问之一，《邓小平文选》中评价“反右”的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怎么看待这两句话？

记得陈云也说过三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里不妨用陈云的三句话，来分析邓小平的两句话。

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资料统计：一九五七年划“右派”为五五二九七三人，“改正”五五二八七七人，“不予改正”的，除中央一级的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五人外，全国各地还有九十六个。且不说，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向章伯钧等五个“右派”的家属做工作，承认这五个人也属无辜，请家属们“顾全大局”，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子戴下去。就算其余九十六个“右派”都是货真价实的，为了九十六个人而“反”了五十五万多人，“扩大化”了五七五九。一三五四倍，其“必要性”只佔0.12%，99.98%都搞错了。这个“扩大化”“必要的”，未免太离谱了吧！说到底，邓小平的两句话，不过是“自辩”之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邓是前线总指挥。据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记载：鸣放时期，毛泽东曾派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甚么不得了。”当时，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伯达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看来，邓小平在反思“反右”这个问题上，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大胆承担责任的勇气。至今官方仍严格遵循新的“两个凡是”，未予“改正”。

二是补偿损失的问题。这件事情长期以来没有人提出过；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现在有人公开提出来了。二○○五年九月，由山东大学史若平执笔、一百八十二人发起的“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写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的信，其中写道：

“彻底平反右派这一大冤案，并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以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补偿，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扣发工资是政治上的处分，是「有罪」推定而造成的。它进而导致受害者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双重折磨。我们要求补偿，是为了反右受害者是无罪的”。

对当今执政者犹有期待

实践证明，反右运动是一场违反宪法、违反“整风”承诺，无视民主的政治大迫害。数达五十五万之众的公民（近来有材料说，实伤三百万）在精神和物质上受到严重的伤害，虽然在一九七九年基本上都已经得到“改正”，但是，迄今为止，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更谈不上赔偿损失。上面这封信里提出补偿损失的要求，合乎情理，有法可依。既然台湾的国民党能对“二？二八”运动中的受害者能做到赔偿，为什么大陆的执政者就不能呢？！光阴任苒，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受难者大部分已经作古，最年轻的也都年过古稀，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据说目前知道上面这封信，在网上签名的已近两千人，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说明人们对当今执政者犹有期待。可一年多过去了，此信迄未得到片纸只字答覆，看来恐怕很难得到应有的答覆。在这种情况下，这劫后余波也就很难得到止息。

幸存的老人们怎么办？恐怕只能步前人后尘，一个个带着遗憾，到“上帝”面前去诉说了！

——写於“反右”运动五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