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右”的理解，民间有两种看法值得注意。一种看法是：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事实”，“任何文件、任何报刊书籍都没有披露过哪个右派分子的言行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此，“反右”毫无必要，是完全错误的。另种看法是：“高层右派有较系统的言论，基层右派大多是发发牢骚。”“到了基层，就同思想关系不大了”，“多数是平时别人就想收拾你、赶走你，和思想上是否‘右’关系不大。”这类“右派”约占总数90％以上。因此，“反右”基本上是错误的。这两种认识固然可以说明“反右”乃无端的政治迫害，但它回避了那场借中共开门整风而兴起的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潮，抹煞了这一思潮的历史作用，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下面，逐层作些分析。

（一）从整风中几个着名论点看：（1）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他希望决定重大国策时，“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这项要求表示民主党派应参与“政治设计”，与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政治安排严重冲突。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政权后，国内主要社会矛盾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选5卷65页）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民主党派）都是将要消灭的对象。资本家通过公私公营、定息赎买，作为阶级已不存在，民主党派则出于策略考虑被保留下来，作为“民主象征”摆在那里。只要民主党派安于这种角色，当然可以“长期共存”，否则，就失去存在的可能。须知，中共坚定不移的原则是一党执政，决不与其他政治势力分掌政权。章伯钧提出使民主党派成为“政治上的设计院”，显然构成对一党执政的挑战。这是民主要求与一党专制的对抗。它在中共眼中自然就是“反党”主张。（2）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由中共、民主党派、各方面人士组成的委员会，“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为他们平反。”中共明白，一旦“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140万肃反对象中被肃错的130多万人找上门来，这本身就是对肃反运动正当性的讽刺。中共是靠运动起家的，靠欺骗和暴力裹胁盲动群众进行威慑，怎能容忍受害群众“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呢？罗的建议是使受害群众向中共专制讨还公正和人权，这也是民主与专制的对抗。它在中共眼中自然是“反党”主张。（3）储安平的“党天下”：他不满于“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他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党天下”就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中共则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名义实施统治的工具，因此，党必须全权决定国家事务，由党的组织自上而下地掌握这个决定权，不容他人插手。这里的分歧在于，谁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由民做主”还是“由党做主”。储安平的“党天下”反对“由党做主”，由此成为“反党”毒草。（4）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他举例说，对旧知识分子的利用、改造采取阶级斗争形式，选派留学生要看成份、看政治条件，“按照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这是必然的”，但是，“这样做，没有宗派主义就说不通。”他说，党首先信任党员，党员信任团员和积极分子。“这样，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以及由此滋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是难以想象的”。他说：“归根结底，就是扩大民主问题”。陈新桂提出“扩大民主”以纠正无产阶级专政弊端，摆明以民主对抗中共专政的姿态，它的目的是削弱被毛泽东视为“护身的法宝”、“传家的法宝”（毛选4卷1440页）的中共专政的力量，因而被判为“反党”毒草。这4个的例子说明，当时的鸣放确实冒出蓄闷已久、积压日深的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形成对中共专制独裁的冲击波。毛泽东的“反右”首先是针对他们发起的。应该说，“反右”是专制对民主的反扑，独裁对自由的专政。

正如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相当软弱一样，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力量亦相当软弱。他们从反蒋中选择了中共，对中共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民主自由的理念又不坚定，于是在高官厚禄的收买下纷纷表示臣服中共，成为尸位素餐的政客。（只有罗隆基提出民盟要有自己的政纲、要和中共签订协议、民盟可退出联合致府成为在野党、盟内共产党员应公开身份，因民盟无人呼应而作罢。）他们虽有民主自由的要求，却无坚持奋斗的意愿，加以民主党派浮在社会上层，成员很少，又被中共渗透控制，分化成互相提防的左右派，所以一声“反右”，这些人纷纷认罪伏输，痛哭流涕，叩头如捣蒜。从此，民主党派再不提“民主”二字，安心成为空头党派。社会上层要求民主自由的风波就这样结束。

（二）从大学学生和青年教师看：他们所处环境较之社会上对信息的封闭状况略为宽松，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就是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向外悄悄传播的，可见对大学实施严密的思想禁锢有其无法堵塞的漏隙。同时，大学校园在历史上有着思想活跃的传统，中共虽然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极力予以摧毁，但关于民主自由的资讯和影响无法完全禁绝，依然通过不同渠道传播而使一些学子受益。林昭进入北大不久就获悉“极权主义”概念并用以形容中共政权就是明显例证。还要看到，中共施政给予大学师生最直接、最具体的感受是1955年反胡风与肃反运动。全校停课，揭发、密报、纠斗、囚禁，师生亲身体验了什么是侵犯人权与恐怖政治。所以，1957年首先在大学发出抗议之声：北大西语系师生举行肃反控诉会，人大林希翎、北大刘奇弟、川大冯元春等纷纷为胡风喊冤。可贵的是，当社会知名人士还痴心于对胡风反革命的声讨时，青年学子已经尖锐指出由《人民日报》宣布罪名的非法性和搜查密信是侵犯通讯自由的恶行。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是社会上的拔尖意识了。

1957年鸣放中，大学青年师生在短暂的时间内频频发出时代的最强音。（1）它反对“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和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2）它认为“个人崇拜是制度造成的。”其理论基础是“历史主要由个别政党所创，而政党由领导者所创”。（3）它断言“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而且，“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字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4）它指出“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支配上具有‘超群’的特权，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其他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当权集团与劳动群众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5）它宣称“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文化。”（6）它提出《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原理》、《“利己主义”者宣言》，为民主自由制度铺垫理论根基。这些鲜明的智慧之光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依然光辉夺目。它对极权制度的批判和对特权利益集团的揭橥以及对宪政民主的期望，即使从50年后的现实看，也会惊讶这些远见是何等锐利。

大学青年师生不仅是知者，而且是行者。最明显的事例是：北京大学在自办社团的热潮中，由数学系学生陈奉孝联合其他学生创办百花学社，又联合张元勋、沈泽宜创办刊物《广场》。这是自由结社的实践。为了躲避校方的无理阻挠和保守学生无端干扰，他们的活动不得不秘密进行。为宣传民主理念和联合更多力量，他们组织了去天津的串连活动。这些学子的信念是：要把北大民主活动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去。他们勇敢地坚持这一信念而毫无畏惧之心。5月22日的激烈辩论之夜，新闻专业3年级学生林昭对形势作出沉重预测，她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留血！”多么敏锐的触觉，多么深刻的远见！在一片混沌中，在辩论双方都处于亢奋壮态时，能够作出如此准确预测的只有这个北大女生。其时，校内已布有暗探拍照跟踪，《广场》已混入线人，那个大呼“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者”的学生刘奇弟已被监管，经常遭殴打，不久即被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因不屈服，囚劳改营小号（长1.3米，宽0.8米，高1米，每日供窝头3.8两）冻饿而亡，成为祭台上悲壮的牺牲。百花学社被定为反动社团，《广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陈奉孝、张元勋相继被捕，判刑15年或8年，两人各被置于祭坛22年。从辩论始，以劳改终，中共对异议只能以暴力压制令其消声，以保长治久安。

奔腾于大学校园的民主自由呼声，其壮阔程度可从下述情况略知一二：北师大学生组织“X光社”、“苦药社”，自办油印刊物《底层之声》，其社论号召“关心更重要的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人民权利与法律的问题，党的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其它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它要求“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武汉大学学生举办民主论坛，集会辩论胡风问题。中文系学生吴开斌组织演讲团，向成千上万工人、市民发表演说。广东中山大学学生为肃反对错斗而自杀的刘雪明开追悼会，历史系学生周中坚发表向哥穆尔卡致敬大字报。西南农学院4名学生在自由论坛发表农业与农民问题演说，其中要求农民有组党自由。南京大学地质系学生雷戟的大字报《二十条大纲》，揭露和反对特权，中文系青年讲师刘地生提出“消灭党的政权特权和经济特权”、“创办民营报纸和出版社”、“取消少先队、青年团组织和党对学生的领导”、“党的经费开支由党费支出”等。这些林林总总消息汇合为一个主题：民主和自由是最高的价值期盼。

这支民主自由火炬没有被“反右”恶浪扑灭。北大林昭被打成“右派”后，高举着它。她写道：“（北大）‘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她结识了兰州大学“右派”顾雁和张春元，相识并相知，决定共同办刊，以利思想交流和讨论。这样，《星火》第一期顺利出版，刊登了林昭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与顾、张一起在甘肃武山、天水两县劳动改造的兰大“右派”师生共39人。他们仍在思考和议论现实，关心社会问题。他们拟就的《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抨击大跃进是反科学，罢黜彭德怀是反民主，准备油印出来游说省市党政领导。他们赞赏《南共纲领》，因而冒险去香港寻找联系途径。林昭在苏州与“右派”黄政、朱泓相识，共同议定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起草了纲领和章程。林昭说：这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她还企图通过一位侨民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携往境外发表，寻求支持。所有这些足以说明：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绝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57年大学校园这支“右派”队伍是争民主反专制、争自由反独裁的劲旅！

（三）从基层争取民主自由的情况看：基层揪出的“右派”是否“和思想是否‘右’关系不大”？基层“右派”是否“没有任何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想法和作为”？这个问题需认真对待。基层人员面对具体事务，接触范围有限，视野较窄，多数不会提出宏观体制方面的重大问题。但他们对具体政策是否适当、领导对属下是否公正、某人提拔是否行贿这类问题却有切身体会，经常议论纷纷。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社会关系必然涉及民主作风问题、民主监督问题、言论自由问题、公民权利问题。它们显示着专制独裁体制深入于基层时必然引起的对立和抗衡。试看如下两例：（1）1955年某县宣布大粪统购统销，引起群众不满。县供销社某职员以《粪的风波》为题，撰文揭露此事，刊于省报。结果县长、供销社主任、经办人受到处分。撰者行使民主权利，本应受到保护和表彰，实际上却成为县、社领导眼中钉，成为平时就想收拾的对象。先是撰者被保送入川大文学系读书的资格被取消，接着1957年强行划为“右派”。表面上这是领导者的报复行为，但报复的背后隐藏着民主权利被专制势力肆意蹂躏的实质。（2）1957年湖北省孝感专区下达初中升学指标为5％。汉阳县第一中学初中学生得到消息后惊慌不安，9个初中毕业班部分学生奔往县教育局打听实情，又拥到县人委找县长。不果，就翻文件、扔办公用品。次日仍有数百学生上街，扭住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县委调来数百工人将学生驱散。对十五六岁学生来说，出于惊慌，一哄而起，他们不存在“游行示威”的概念。即使成为“游行示威”的事实，也是学生应有的民主权利。而在中共意识中，这是学生“闹事”，是不能容许的，他们不承认游行示威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中，在毛泽东将匈牙利事件分割到各单位处理的思想指导下，果然炮制出汉阳一中反革命集团，“军师”是县文化馆的一位民盟成员，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3人判处死刑，10人判处2至15年徒刑，3人劳动教养，3人戴坏分子帽子，21人受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开除学籍团籍或勒令退学。人民日报报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专题片在各地放映。汉阳县一中新领导被邀到许多大专院校作专题报告。匈牙利访华团到汉阳新一中访问。中共权力集团在汉阳一中因升学率缩小引起学生惊慌的事件中充分显示了专制暴虐民主的威慑力，成为1957“反右”的缩影。看来，认为占“右派”总数90％以上的基层“反右”不具有民主自由与专制独裁相对抗的政治性质是站不住脚的。

简短结尾

1957年整风运动是中共的自我修正，与此同时，伸张民主自由理念、抨击专制独裁制度的思潮汹涌而起。自上而下的整风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这样的划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提出的，得到关注此事的钱理群教授和金钟先生赞同。高举民主大旗的知识群在1957年极短暂时间所抒发的启蒙意识和所揭发的暴虐政治，被金钟先生誉为“右派的英勇起义”。这一广泛的民主运动上承“五四”、下启“八九”。所以，“五四”→“五七”→“八九”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民主运动史，体现了中国先进阶层对民主的不懈追求和积极探索。

民主人士以民主自由为准则对中共暴政的分析批判，在中共看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所以，中共所划“右派”就是民主派（极少数被中共拉来凑数的除外）。所谓“反右”，就是专制独裁集团对民主派的突然反扑和残酷镇压。“反右”是阻挠进步的极其反动的专政措施，没有丝毫正义可言。

“改正”，似乎证明已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业已改邪归正。这是一付迷魂药。凡是珍重自己持有的民主自由理念的被“改正”者，千万不可上当。真正的“改正”必须正确评价1957年民主运动，必须深刻认识中共暴政的危害，必须迫使专制独裁集团认真悔罪，必须给予当年受害者以应有的权利和足额的赔偿。 （2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