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经历了漫长的二十一年艰辛苦难和生关死劫的右派分子群体，终于听说有一个中央批复五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即中发[1978]11号文件。

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从1957年到1964年，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分期分批摘掉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现在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必要的……”

从这一段话来看，也可以体会到二十一年的光阴确实不短，以致写文件的人的时间概念都有些糊涂。1957年正在打右派，不可能边打边摘;1958年才处理右派,也不`可能边处理边摘，更不可能刚处理就摘。1959年，国庆十周年，在特赦“战犯”的同时，为了显示政治宽大，让世人看看，作个样子，把`民主党派上层的右派分子142人的“摘帽”和战犯的“特赦”放在一起进行。这大概就是所谓第一批摘帽。通观起来,这第一批实在是个小小的“批量”。用毛泽东惯用的“百分比”计算，也不过是万分之1。42（按100万右派计算）。文件在这里谈的是摘帽，不是谈反右，确切地说，这一段时间应该是1959年到1964年。怎么能说成是1957年到1964年?

俗话说：“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右派分子群体自从坠入那说不清,道不明,是“阳谋”还是“阴谋”的陷阱之后，又经历了生死攸关的21个年头，他们碰到过太多太多的说了不算，上当受骗的事。再加上长期超体力的劳动改造，已经把他们的头脑改造得木木呆呆，战战兢兢，胆小怕事。当初听到这个信息，相当一部分右派分子真假都不敢相信，大都疑疑惑惑不敢作声。只敢在“难友”间偷偷打问。

“真有这回事吗？”

“很可能，文件不会是假的。说要给所有右派都改正。“

“当真‘改正’吗？那就是说党搞错了？我们没错？”

“既然我们没错，给我们‘改正’，为什么还要我们提出‘申请’？”

“这‘申请’该不会又暗设陷阱吧？”

“……”

没有多少人敢提出申请。

有些被发落到小地方或农村的，消息闭塞，纷纷写信到城市亲友处，将信将疑地小心询问。

等到《人民日报》刊登了消息，才给大多数右派作了证实。唉！可怜的二十一年，罪恶的二十一年哟！

右派分子沦为特殊的”阶下囚”二十一年了，好不容易盼来了恩赐的活路，谁还去考虑什么“改正”和“平反”。

接着中央[1978]55号文件下来，明确了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不是“平反”，而是一个以往中共从未用过的新词儿——“改正”。

共产党纠错历来是“平反”。惟独对右派何以就编出一个创造性的新词儿——“改正”？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平反”是根本被搞错了，要把错了的翻过来，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叫“平反”。那么“改正”应该是把错了的再改正过来。这两者在字义上并没有太大区别.然而在他们看来,政治概念却有原则上的不同。“改正”这个字眼可能轻些;而“平反”则是彻头彻尾的错了。说“平反”太伤面子,为了保全面子，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成“平反”；只能策略性地说成是“改正”。

中央统战部早在1962年7月26日，曾经给中共中央写过一个《关于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打算给一些右派分子甄别平反（此时，这里说的是“甄别平反”，并非“改正”）。不料，8月17日，经毛泽东批示的“批复”指出：

不应当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

表现不好的再把帽子给他们戴上；

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说不定这个“御批”，也是1978年落实右派政策不讲“平反”而讲“改正”的依据。

后来，“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又变成有五个右派不予“改正”。而这不予改正的五名右派分子，是妙不可言一个点缀，旨在证明反右不是全错，而是“扩大化”了。他们是从一份27人的名单中，加以筛选，最后确定的。据说，那时候，留这五名右派，一方面要给这段历史一个说法，另一方面又要从“某种”需要考虑；既要作为“扩大化”的明证，又要避免引起诸方面的议论。所以根据“某种”需要，最后选定了具有各方代表性的五个人。这扩大化比差是二十万倍的滑稽比例，竟然构不成“全错”，而要用1，000，000比5的诡异比例作为“扩大化”的佐证。这作法和说法固然绕了半天辩证法的弯子，但这诡异的数学题无异于留给国际上的一道难度极大的新哥德巴赫猜想题。恐怕没有人能求证出结果来。

再说，若干年前，不是也曾声色俱厉地谴责过历史上曾有的一种“反动政策”——“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吗？怎么若干年后自己竟然跃进到“宁可错划20万，也不放过一个”的“扩大化”新水平了？也许正是照此发展轨迹，文化革命中已经失控，毛泽东也没有提出什么百分比。罹难者已经无法计数。

至于“扩大化”，传说是邓小平的意见，在反右期间，他是贯彻毛政策的头号人物。1957年9月23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中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和和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进攻，是极为猖獗、极为狠毒的，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资本主义和反动统治复辟。” 他的这篇讲话和毛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反右中被称为是无限上纲，造谣诬蔑的唱和典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在中共上层对反右有看法，醖酿应该给右派甄别平反的时候，邓小平仍然鼓吹反右的正确性，诬蔑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认为打右派打得好。1959年2月20日，他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前年整风起，一直到去年一整年，着重于批判，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他们翘起尾巴。在反右斗争之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的尾巴还在翘，无非是说我们不行，非他们不行。此外，我们的路线也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不进行批判，不打这个仗是不行的。打这一仗的结果，批判的结果，效果很好。”

现在要给右派“改正”了，说明反右运动是错了。毛已经不在人世了，无所谓。而邓小平还正在当权，要按中共中央[1987]11号文件说的“全部给右派摘帽子”的话，那他的面子往哪里放？大概灵机一动，就想出了“扩大化”这个绝妙好词。

虽然说定为“扩大化”了。但谁都含糊邓小平怎么愣说一比二十万也能叫“扩大化”呢？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解决历史问题要粗，不要太细，太

细了要伤到我们自己头上，伤到我们党的机体，伤到我们国家的机体。”（这段讲话在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时被删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全改”，而要搞个“扩大化”的政治原因。

看来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普通人，无论是政党还是团体，无论他是马列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他在空间存在，都会有个“私”字，有利我的就干，不利我的不干。说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实际上都是为我服务。恐怕这才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哪里有什么“实事求是“，认真负责”？政治就是欺骗。

1998年9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牛汉、邓九平主编的《六月雪》一书透露了一个信息：中共中央为了佐证“扩大化”，还对保留的右派作了工作。当初，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张伯钧的夫人李建生约到统战部谈话，对李说了这样一段话：“既然中央给反右定性为扩大化，那么就需要保留一些右派，要保留右派，就需要保留右派中的头面人物；要保留右派的头面人物，自然就需要保留章伯钧先生。”

还说：“当年给章先生划右的材料都不确实，从政治设计院到反对文字改革，都不能成立。而‘轮流坐庄’则是程潜批判右派时说的，也被安到章伯钧先生头上。现在我们重新整理了材料，右派定性用的是孙大光的揭发材料。”[ 註1 ]

这叫什么话？承认反右时给章氏罗织的所谓“罪行”，都是莫须有的同时，却又对已经故去的章氏再施以第二次“阳谋”。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听说过有如此这般的政治手段。难道这就是一个一向自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应有的所作所为吗？这算一种什么样的光明磊落行为？所谓五个不给摘帽的右派就是这样搞出来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註2 ]马克思说得好！近百万知识分子因为讲真话，被“扩大化”成“右派”，蒙冤受屈二十多年，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命丧黄泉（也叫非正常死亡），这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悲剧？经过二十多年的伤害，结果说是二十万比一地“扩大化”了，不给平反，就给“改正”，还不补发工资。这难道不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笑剧吗？

[ 註1 ] 《六月雪》牛汉、邓九平编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

[ 註2 ] 《马恩选集》 卷一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