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8日，全世界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开端247年后的又一个国际妇女节。

在这一天，我身边的几个朋友购买了数本来自云南并引领全国年轻女性时尚的《瑞丽》杂志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并且在这放假的半天里到刚刚开张两天的海天商贸城里开展春装采购行动。由于我的消费水平与她们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没有参加。

在这一天，我的一名来自云南大理的女学生将她填写好的“新长城瑞丽助学基金申请表”交到我的手中。虽然她已经获得了国家助学贷款，但是这个供养着两个女大学生的家庭的负债问题仍然无法得到改善，不时有债务人上门讨要。

虽然她已经努力地学习了一个学期，但是在广东学生和非广东学生比例近1：1，男生和女生比例接近1：3的英语专业中，她第一学期的绩点排名为81人中的第63名。这个排名对这个能歌善舞，有着一头乌发和黑亮的大眼睛的孩子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她不是被困扰的唯一一个学生。在和她同进出的三五个来自云南、四川、江西的女孩子的眼中，我也看到了清澈的泪光。

在这一天，我和我们系的几位女老师和外教夫妇共进晚餐以庆祝节日。餐桌谈话，从一个大一学生的英语周记开始：他在东北家乡的一位好友用4000元人民币从毗邻的蒙古共和国购得年轻美丽的妻子，和她的同伴不同的是，她爱上了这个中国丈夫并且愿意在这片黑土地上为他开枝散叶。和她的同伴相同的是，她们都被有关部门遣返原地，她们的丈夫被课以5000至10000元的罚款。我的学生的好友由于无力支付罚款，被判劳改一年。当然，我们无从确认每一个细节，但是我们知道同样的情节，在越南和广西边境，在缅甸和云南边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在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当然，用村上春树的话来说，这是一个隐喻。同时，我们谈到了《纽约时报》上报道的另外一种妇女自焚，我是说，和印度某些土邦里寡妇为表守节而自焚不同的一种自焚。在巴勒斯坦，一些所嫁非人的女性试图用自焚的方式结束自己苦难的生命，但是那些不幸存活的自焚者，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照顾，都无法得到。谈话没有结论，晚餐以水果结束。

在这一天，晚上7：30，珠海校区教学楼B303，在中文系艾晓明教授的介绍下，独立制片人胡杰为我们播放了两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纪录片（请注意，不要称之为DV，胡杰认为，不应该用记录的器具来代表记录的内容和性质本身）：《平原上的山歌》以及《寻找林昭的灵魂》。

以下就是我在这一天开始思考的几个问题——当然，我不得不事先作出遗憾的声明，我才刚刚开始思考，答案也许还在风中飘荡。

（一） 女性价值何在

《平原上的山歌》的主 角，罗小佳，二十五岁，眉发浓黑，颧骨高，牙齿很白，身材健壮，有很好的嗓子，在18岁时被二姐丈夫的大姐从云南带到山东并且以4000元卖给当地农民张保亮并生下一子张有福。她的同伴孙明，二十八岁，卖得6000元，看起来比较白皙，眉眼灵活。有一段旁白如是说：“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在小罗到来以后得到了好转。他们用积攒下来的7000元购买了一部拖拉机。”随后的情景是罗小佳在拖拉机后用犁开地，用镰刀麻利地割下一大把一大把的玉米秸。两夫妇一天的劳动成果，拖拉机后装得满满的一车玉米秸，换来了55元。还有这样一个情景：罗小佳一边用织机纺布，一边说：“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没有价值。但是死了又怎么样呢。”她还说：“山东这里的人一盖了房子就不一样了。我们那里不是。”

昨天我看完了原版的Sister Carrie（《嘉莉妹妹》），作者德莱塞（Dreiser）。主角Carrie Meeber，十八岁来到芝加哥，除了4美元和一些随身的小行李，她还带着满脑子的幻想、天真的勇气和羞怯的美。她的第一份工作，制衣工，周薪4.50美元。随后她被在火车上结识的推销员Drouet带出了她姐姐的家庭，成为他的情妇。之后又被私人俱乐部的经理Hurstwood追求，成为后者的情妇，在他盗走10000美元公款后被带到纽约。在生活日渐拮据的情况下应聘舞蹈队演员，随走红程度，周薪从12元逐渐升为18元，35元乃至150元。而前经理在她离开之后，沦落街头，为12美分的住宿费而忍受寒冷，放弃尊严，最终开煤气结束生命。想到另一位Carrie。Carrie Bradshow，美国（中国各大城市大概也是）最受欢迎电视连续剧《欲望城市》的女主角之一，同样生活在纽约，这个被欲望虫子吃空了的大苹果。她自给自足，是“Sex and the City”专栏作家，名牌鞋子的终极崇拜者，认为鞋子比面包重要，会花费高至40000美元买一双高跟鞋，同时还相信激情和浪漫，对婚姻和束缚非常恐惧但是最终还是嫁给了她的Mr. Big。她成为纽约时尚的代言人，在剧中穿着的同类服饰被炒卖出售。我一直在试图比较：她们的价值在何时何处得到体现？通过买卖的形式还是在城乡之间流动的过程中？在成为时尚图标（fashion icon）之后？还是在家庭中，在特定岗位中？在她们与男性的关系观照之中？还是在她们脱离与男性的关系之后？在不同的经济模式或社会结构乃至文化体系中，她们的价值因何得以体现？因为力？因为美？因为思想？因为独立？还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的存在（their being as female）？

波伏娃如是说：“一个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么也不是。可能不会超出现实，本质也不会先于存在；在纯粹的主观性那里，人什么也不是，应当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评估。我们在谈到农妇时，可以说她是一个好劳动者，也可以说她是一个坏劳动者；在谈到女演员时，可以说她有天赋，也可以说她无天赋。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她的内在存在，她的内在自我来考察一个女人，我们关于她就绝对说不出什么，她不具备任何资格。所以，在恋爱和婚姻关系中，在女人是附属者、他者的一切关系中，人们要根据她的内在性来对待她。”康德有这样一段话：“只有把大自然在制造女人时的目的，而不是把我们构成自己的目的的东西，作为原则来运用，才能刻画出女性的特征。由于大自然的这个目的不得不借助于人类的愚蠢来实现，但根据自然的意图却又必须是智慧的，所以，这个不归我们选择、而是要用人类的性来达到某种更高意图的智慧的原则，甚至也可以用这样一些推测中的大自然的目的来规定，它们是：1.种的保存；2.由女性使人受到社会的教化和教养。”

我想，如果用第一个目的以及其规定的女性地位及功能来衡量女性的价值，也许罗小佳以及她代表的很多女性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她的婆婆说，小罗可以离开，但是至少要把儿子留下。而从第二个目的考虑，我认为女性与大自然具有相似的功能。大自然使人类得以观照自身，提供了进化的环境和条件，然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成为征服的目标和掌握的对象。“自然”被赋予女性化形象。人类文化中存在“天父地母”男女角色之对立与结合的隐喻。女性和男性互为发展的线索，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的人生里。同时，女性的存在得以使男性观照自身的存在，只有存在“他”，才存在相对的“她”，反之亦然，比如说欲望城市中的专栏作家嘉莉。而只有在这样一个价值体系中，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整体，其价值才能够得以衡量。

但是，女性的价值可以怎样衡量？用什么来衡量？比如说，回到家里的妇女和职业女性之间的价值如何比较？我想，其实对于男性，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女性特有（female exclusive）的问题，不过是因为现象在某一群体中出现的几率相对较大而首先引起人们的思考。对于这个，我还没有想明白。

（二） 林昭式的抗争意义所在

《寻找林昭的灵魂》结束，很多人离场时，除了感动，都在考虑和讨论一个问题：她这种抗争的方式是否偏激，是否值得，还有，能够改变什么？首先，是否值得。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对于狱友对她赤裸裸的反抗方式的疑问，林昭说自己宁愿让血流出，也不肯在心头郁结。我想，这不仅仅是策略的问题，而是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说，她在生存之术与为人之道之间，选择了后者。

其次，能够改变什么？

我想，一个林昭，乃至一百个一千个林昭的诤言，也无法改变时代的车轮。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群体的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因而无法从个人的角度，从群体抗争的角度去解决。

然而，她的确有所改变（She did make a difference.）。在英语的语境中，difference其实并非一个可数名词，但是用在这个词组中，意思就不仅仅能够用语法上的可数或不可数来解释。在我看来，改变，一即是多。于无声处听惊雷。大多数人选择沉默和接受时，少数人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在群体沉睡时，负责守望和发出警报的大雁，往往会首先被猎人枪杀。

知识分子不应该是精神附庸，也不必是社会贵族，而应该是精神贵族，正如德国哲学家Jaspers（雅斯贝尔斯）所说，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溢，他们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并且有勇气正视失败。

知识分子不应该是社会的风向鸡，而应该是社会的坐标，在二维化的时候，为人们提供另一个维度的精神世界。在林昭所处的年代，她用自己否定的声音，提供了一个坐标。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就会失去某一个维度的世界，某一种思考的方向。知识分子不完全是problem solver，而首先更是problem indicator。 他们不是算命先生，但是他们能够看得到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将这些问题指出来。他们是社会的牛虻，是社会的鲶鱼，让它不至于失去活动和更新的能力。中国的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总是以治国安邦之人清高自居，但许多人却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屈服了。如果可以，我想从把他们划分成两种：政治圈内知识分子和政治圈外知识分子。当然，这样做未免失于浅薄狭隘乃至武断。但是，处江湖之远而未能忘忧国者虽多，一旦居庙堂之高仍能心悬明镜者，却不是必然的大多数。

最后，关于林昭的抗争方式是否偏激的问题，我觉得在讨论了前面两个问题之后，大概可以放下了吧。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在纪录片中，我们更多地看到林昭反对的是什么，也许是由于资料所限吧。但是，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在感动和悲伤之后，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林昭支持的是什么，主张是什么。这样，也许现在我们的反思更加有借鉴意义。

（三） 人的苦难与神、命运

看完两部纪录片，我一直在思考几个关系：命运与选择；神谕与先知；宗教情感与女性。

第一，命运与选择。

《安提戈涅》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部古代希腊悲剧，是因为女主角面临的国家律令和伦理准则之间的冲突是无法调和乃至回避的。她的父亲俄底浦斯无法逃脱命运和预言的纠缠，安提戈涅同样无法逃避她的悲剧。我想，林昭面临的悲剧也同样如此。在张元勋被无情批判的那个夜晚，当林昭跳上桌子的那一刻，我相信她就已经选择了直面“组织感和良心”两者的矛盾；当林昭自报家门，说到“刀在口上之日”的那一刻，我相信她就已经在这矛盾中作出了选择。

命运，是也罗小佳在纪录片中重复了数次的一个词语。她说，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运。她面临的命运，是对自身生活状态的一种改变，无论结果如何，变化是必然的。当她意识到即使离开她非自愿结合的这个丈夫，她的生活状态都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她就选择了接受这个事实并且继续生活下去。

第二，神谕与先知。

西方文明的两大起源是希腊－罗马神话和基督（犹太）教思想，两者都充满了神谕与先知的故事。希腊神话中有名的一位女预言家是卡珊德拉，特洛伊的公主，她关于特洛伊灭亡的预言无人相信。《旧约》中最著名的先知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他的族人在他与耶和华签订约定之时擅自宰杀牲畜并且开始拜物（金牛），使耶和华大怒并且降下惩罚。《新约》中的先知圣约翰为耶稣施洗，却死于莎乐美的樱唇轻启。

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众多神袛身上更多的是“人性”，他们纵情玩乐，好色争风，互相欺瞒，并且为了凡人的战争而分裂对立。基督教中圣父耶和华常常对世人施以大责罚，甚至灭绝种族，以确定人对神的“fear”（敬畏）和信服，而在《新约》中人子耶稣却常施神恩，劝人常存邻人之爱。固有此一说：旧约的主题为fear，然新约主题为love。

我对于政治极不了解，但是隐约有种感觉，即领袖之术在于在下属之中通过责罚和褒奖确立fear和love的情感。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毛应该深谙此道。将人神化，其实在政治圈中并不新鲜，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成功的树立了天子的尊严。儒家思想成为惟我独尊的儒教，其实也是将中国第一位私人教师尊为万代师表的人进行神化的表现。

土改时期，林昭对毛主席无比崇敬之时，应该是在她“重返基督”之前。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之后，她的思想发生动摇，开始反对毛对自己的神化且由此导致的极权统治。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政治思想或政治路线都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政党领袖也不应该成为宗教领袖乃至被神化。虽然日本天皇在麦克阿瑟将军“不准再称自己为神”的要求下已经唯唯诺诺曰“我不是神”，但许多日本政客仍然认为发动战争如有神谕，乃至至今未能由衷忏悔。当一个国家或族群不再相信理性而对某种类似宗教和神化的领袖产生集体狂迷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家族群退化之始。在那个反右的年代，林昭作出了她的预言，因此，作为无人理解无人相信的先知，被剥夺了发言且被聆听的权利。

第三，宗教情感与女性。

《寻找林昭的灵魂》中提到林昭少时接受的教会教育，并且提到她“重返基督”的转变过程尚未可得知。林昭曾经被投入女刑事犯的监仓，遭受杀人犯和妓女的凌辱和殴打，也曾经险些被狱警强暴。她也被安排与顽固的女基督徒为伍，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是否这些女基督徒的“顽固信教”即是她们得罪的原因？）。我想，制作人也许想用宗教情感来对林昭的抗争和坚持作出一种可能的阐释。

耶稣基督也曾经被无情的凌辱和殴打，但这是这人子之身对世人罪孽的救赎。在基督背后并与其关系密切的女性，是两位玛利亚：一位是给予耶稣人子生命的圣母，另一位是跟随耶稣传道的门徒中唯一见证耶稣受难和复活的，用香膏涂抹耶稣之脚的抹大拉妓女玛利亚。在2月下旬于美国公映的影片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基督受难记》）中，这位玛利亚便是女主角。

在中国，有许多妇女信仰宗教，或者说，她们具有一种集体的宗教情感。有许多妇女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比如说罗小佳的母亲，那位唱起山歌来极具表现力的老妈妈，在送小罗离开的那个清晨烧香颂念着给佛祖的话。她们用这种方式来与命运对话，与神佛对话。作为安于现世的灵药，宗教被证明很有效。

（四）结语

最后，我想把结语留给明天的希望。还记得《平原上的山歌》中，孙明的女儿陈文静是当地小学评选的“新世纪希望之星”。从她的长相和打扮，当众表演时的落落大方，我看到了城市孩子的影子。还有云南山寨里那所只有一个教师的小学，课室里一双双明亮的大眼睛——它们总有一天会看到平原上的人们生存的方式。我想，无论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是获得知识。虽然不一定能够成为知识分子，不一定能够进入政治核心。但是，至少，教育能够打开她们的眼睛，让她们知道云南、山东、四川、河北等等的不同，不仅仅在于是否“好在”，也不仅仅在于盖了房子以后人会不会变样；教育能够给她们进入另一个阶层的机会，让她们不至于总是在我们这个社会枣核型的阶层结构中处于最下端；教育能够给她们自我认识的能力，知道自己的价值能够因何而得以体现，起码能够让她们生活得快乐一些。

去年2月14日晚看了一部英国片子，叫做，说的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文人，终其一生在浪漫生活和想象创作之间捕捉着语言和思维的片光只影，连缀成美好的文字。在学院庆祝她从教五十周年的酒会上，她作了一段致词，我很喜欢，听写下来了。那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教育不能让你快乐，自由也不能。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得到自由而快乐，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确接受了教育而快乐，而是因为教育能够令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快乐的。它擦亮了我们的眼睛，洗净了我们的耳朵，告诉我们的喜悦潜伏在何处；它让我们相信至为重要的自由只有一种，那就是心灵的自由；它给我们保障和信心，来穿越我们心中，我们接受过教育的心灵中的小径。

（“Education does not make you happy, nor does freedom. We don’t become happy just because we are freed if we are, or we’ve been educated, if we have, but because education may be the means by which we realize we are happy. It opens our eyes, our ears, tells us where our delights are lurking, convinces u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freedom of any importance what so ever, that is of the mind, and gives us the insurance, the confidence to walk through the path of our mind, our educated mind offers.”）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对于所有人，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