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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海子与美学的新千年
潘知常
上一讲我讲了“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这一讲我就要讲鲁迅以后了，也就是要讲后鲁迅时代了。在后鲁迅时代，我们怎样才能有所作为？我们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我的看法可以用一句话就讲清楚，这就是：“抬望眼，仰天而问”。 其实，在讲过曹雪芹以后，在讲了王国维和鲁迅以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我最近几年常说的：叩问美学新千年。那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实我们中国历史最最重要的关头是三个。第一个就是春秋战国，我们把它叫做“礼崩乐坏”。第二个，是明末清初时代，我们把它叫做“天崩地解”。明末清初时代，是我们汉民族所遇到的最强大的一次少数民族的进攻。我们把它叫做“天崩地解”。第三个时期，就是清末民初，我们把它叫做“道术为天下裂”。也就是说，学术被完全地破坏掉了。“道术为天下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中国人的努力就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事实上，我们还处在一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在这个精神的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作出了最伟大的努力，包括我们过去做过什么，以后还能做什么，就非常关键。而现在，是第四个重要关头。也因此，我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纪之交，是新百年，也是新千年。它相当于春秋战国，相当于明末清初，相当于清末民初。有一句话叫做：千年等一回，或者短一点，百年等一回。那么，我们如何去叩问美学的新千年呢？ 本讲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个。但是在叩问之前，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的百年中，我们到底走得有多远。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起码同等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在上一个世纪，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全世界有两个民族走得最远，一个是犹太民族，一个是俄罗斯。德国的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他们创造了二十世纪的文化高峰。而我们假如不想成为再次野蛮人，假如不想距离时代更远，那就必须回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只有那里才是培养人性的地方，才是爱的学校，我们必须向他们致敬！但是就知识分子而言，我们中国在二十世纪创造了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低谷。其实二十世纪的中国，它在文化上干脆就是空白，尽管我们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民族，它站立起来了。比如说1949年毛泽东那个的演讲，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精彩的，因为他作为历史的伟人，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历史的成功。那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了。但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说，作为一个人，我们这个民族迄今也从来就没有站立。而这种没有站立就导致了我们的精神空白。导致了我们的精神低谷，所以，我说现在的中国，只是世界文明的遗址。全世界的人到中国看什么呢？看秦始皇的兵马俑，看朱元璋的陵墓，他能够看现代中国的什么呢，我说句不客气的，除了看“文化大革命”，别的真没什么可看的。你说，他要看20世纪中国的哪个文化伟人？他要看20世纪中国的哪一部文化名著？例如，1949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一句行话叫“三红一创，山青保林”，概括的是曾经轰动一时的八部长篇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如再加上写于四十年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主要写于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的早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 “红色文学经典”了，再往后，就是“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了。现在回头看看，这些作品既不流血也不流泪，字里行间只有冷漠，体现的正是一个美学精神大面积失血的时代。后来公众逐渐将作家当作明星、当作娼优，确实也不无道理。其实，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世界文化史，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中国文化的存在。如果要不忽略的话，我们只可以充当其中的一个章节，那就是写了德国的“纳粹”以后，接着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只能充当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我说，中国在二十世纪没有世界性的贡献。如果非要说有，那我们也只贡献过两个东西。在世纪初贡献过白银，在世纪中叶贡献过文革。我们只贡献过这两个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文化在二十世纪只是世界文化中的侏儒。它没留下什么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更没有什么可以让全世界瞩目的文化财富。当西方人一步一步地在现代化的推动下走出愚昧的时候，中国人却一步一步地走入屈辱。所以，血和泪的交织，铁和火的飞溅，最多劫难但又最多机遇，最多拼搏但又最多失败，这大概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中国。 我知道，肯定大家会说，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鲁迅以后，我们丧失了思想创新的基本的可能，例如，从鲁迅以后，日本人就进来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人甚至还开玩笑，说如果鲁迅没死，日本人进来，他会不会跟他弟弟一起当汉奸呢？当然，这是一个很不幽默的玩笑。但是确实，有很多人说鲁迅死得其时。就是鲁迅那个时候死得正好是时候，如果再晚一点儿，抗日来了，他会怎么做？全民族都不会知道。因为鲁迅这个人个性很强的啊，他不会按你的意志去走路，而且，就算抗日他挺过去了，那解放以后他能挺过去吗？很危险吧？我们把这个环境推而广之，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呢，尽管确实我们在思想文化上是侏儒（真的是侏儒，因为我们是在世界文明的尺度上衡量啊），但是，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存条件不好，如果生存条件很好，如果不是动乱和战乱，不是贫病交加，我们这个民族也能够为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可我要十分严肃地说。这种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实际上思想文化的创造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不一样，和政治制度的创造也不一样。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它可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思想文化的创造，有时候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时候不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有时候，一个不稳定的环境可能还能够造就思想的大家。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国家不幸诗人幸”嘛！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准备一代非常精彩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我觉得一切就无从谈起。 我始终觉得，二十世纪本来应该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光辉璀璨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经历的一切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也是世界文明有史以来所最最难得的发展机遇。什么发展机遇呢？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世纪都不可能经历的。在二十世纪，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完全是全新的精神事件，全新的精神现象。它完全可以造就全新的思想大师和文化大师。这发展机遇，钱理群先生认为有三次，我则觉得应该是四次。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西方的那些思想大家，比如说存在主义这样的思想学派，这样的哲学学派，比如说，西方的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都得益于两次世界大战。因为世界范围的大战，在二十世纪以前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有几十万人的战争，蔓延方圆几百公里就很不简单了，对吧？但是，你见过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吗？你看到过因为一场战争，导致了全世界人的精神处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吗？你能够想象到一场战争死亡如此之多的人口吗？一次大战，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是死亡一千万。二次大战，死亡是4500万，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是有所不同的。我主要想说明，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集中的人类的互相残杀。残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类面对苦难的深刻的反思。但是，它的结果非常奇怪，西方因为反思而出现了自己的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而中国反思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你看，一次大战，中国有哪个思想家悲天悯人地反思过呢？二次大战，中国是直接的参加者，中国在二战里是主要的战胜国，蒋介石当时还威风过几天，跟着苏联跟着美国跑了一段，结果后来发现被开涮了。根本没拿中国当回事。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二战是主战场。但是，中国有反映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的思想文化巨著、文学巨著吗？大家知道，一战的时候，德国有个数学教师，还是中学教师，因为看见了世界大战，直接地感悟到了世界文明的巨大变化，他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叫《西方的没落》。这样的书中国有吗？尤其是，我们反映一战、反映二战的题材的小说，有哪部是成功的啊？根本没有。我们的《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有哪一部称得起，对得起一战和二战死去的那些同胞？我们愧对历史啊！ 第二次机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它是什么什么的世纪，但是西方有一个非常引人瞩目的说法：二十世纪就是社会主义的世纪。因为资本主义虽然在二十世纪它继续高歌猛进，但是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属于二十世纪，它是二十世纪以前就有的，在二十世纪完整地产生和完整地消失的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它以苏联为代表。社会主义的产生在人类精神史上是一个最重大的事件，而苏联人作为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社会主义的掘墓人，在思想上也无愧于这个精神创造。《古拉格群岛》、《癌病房》、《日瓦戈医生》，是完全称得上可以雄居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之林的，并且因此而得了几个诺贝尔奖。也就是说苏联人面对社会主义的时候的反思是非常得深刻的。大家一定还记得《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医生的诗句吧：“世世代代将走出黑暗，承受我的审判” 。1 也一定还记得日瓦戈医生的名言：“死亡与时代左右着大地，你莫以为它们是主宰，一切都会旋转着在黑暗中消失，亘古不变的只有爱的太阳。”是的，他们所进行的，就是一场成功的“爱的审判”。但是中国呢？中国的社会主义，中国有哪个作家把它成功地写出来了呢？有哪一个思想家把它反省出来了呢？中国就是苏联的保尔·柯察金的水平。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大师的水平，我们中国人没有一个达到大师水平的！一个都没有。你看看《日瓦戈医生》，它没有说社会主义好或者不好，他只是说，社会主义出现以后给人类，尤其是给苏联人精神上带来的变化是什么，他写的是精神史记与心灵史诗。我们中国有吗？我们中国只有浩然写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这些作品除了丢人以外，还是丢人。除此以外，哪一位能给我举一举例，说谁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写得真正反映了中国本质了呢？没有啊。
第三个机会，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破产是二十世纪的重大现象，因此拉美文学拿了诺贝尔奖，对不对？那我们要问，毛泽东总说，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1949年他说结束了这个时代，那我要问，对人类的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精神遭遇，有哪一个中国的作家，有哪一个中国的思想家反映了他的一丝一毫呢？我们反映这个历史过程的只有《暴风骤雨》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只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斗地主、分田地。这是我们的耻辱。我过去就一再讲过，中国所讲的斗地主、分田地完全是一种革命的重新组织力量的方式。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那样一个和农民完全敌对的地主阶级，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透过现象看到历史的本质的。这是第三个机会吧。我们又丧失了。 第四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中国是独一份儿，因为苏联有始无终，对不对？最后连苏联都没有啦，它都被分裂了。但是，我们现在问，谁因为反思这个世界改革开放史而成为思想大师和文学大师？没有。我们只有贾平凹这样的写到最后用省略号去代替的“文学大师”，这是愧对历史的，已经到了阳痿的边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有三个月的改革，被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结果思想的报春鸟昆德拉就应运而生。他就只经历了三个月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结果就感悟到了时代的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思想，因此就成为世界的大作家，可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啦，人家才三个月，你都已经三十年了，那我们的昆德拉在哪儿呢？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做中国人，但是假如说所有的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没有自己的声音的话，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有错。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就都因此而应该寝食难安。如果我们觉得无所谓，暗自说，“管他呢？”那我觉得我们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看到，在鲁迅之后，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停止的。鲁迅达到了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是鲁迅也有他的局限，我在上一讲中跟大家说过了。鲁迅的高度就是意识到了“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鲁迅也有局限，就是面对这个“无缘无故的苦难”，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应该回报以“无缘无故的爱”。但是鲁迅做不到，鲁迅总是要问自己，我凭什么这样呢？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这样问：我凭什么啊？尽管他很勇敢，但是还不够勇敢。他还是问自己，我凭什么啊？鲁迅不能说服自己，因此他也就不爱别人，尤其是不爱仇人。这就是鲁迅的过失。而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华丽的转身”。我在《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这讲中说了这个意思，下课的时候有一个男生过来说，哦，今天你这个名词我很喜欢：华丽的转身。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新千年新百年，必然需要一个转身。这个转身如果成功，它是华丽的，如果不成功，我们也要命名为悲剧的转身。但是我们必须转身！这两千年我们都不转身。是吧？或者是面对苦难视而不见，或者是面对苦难与它共存亡。这就是鲁迅之前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鲁迅之后，我们要转身，要背对苦难，面向光明，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条美学道路。而这条美学道路，必须从鲁迅开始，必须要接着鲁迅讲。 荷尔德林有一首诗，他说“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就是说当你面临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抬望眼，仰天而问呢？也就是说，你不要把你的头埋在苦难当中，叫苦是不对的，反抗也是不对的，你能不能去转过身去寻找光明呢？这就是 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 这首诗因为世纪最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的解释，成为上个世纪的最强音。或许，它应该被称之为二十世纪的精神纪念碑、美学纪念碑。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人全都意识到了，要用“无缘无故的爱”来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海德格尔最后讲哲学都不讲哲学，而就讲荷尔德林的诗。对吧？就好象我现在给你们讲美学，现在也学会了就讲讲曹雪芹，讲讲鲁迅，以后我还要讲讲但丁、讲讲莎士比亚，等等，讲讲这些人就足够足够了。因为这些人远远走在我们前头，我上次说过，他们最先进入了二十世纪而我们没有！我们连二十世纪的门还没摸着呢。所以我说，这个“抬望言，仰天而问”的追求，应该成为我们的新的地平线。应该成为我们新千年的华丽转身。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找不到叩问新千年的路径啊。
一 而如果我们要意识到新千年的华丽转身，我想我们就必须要问，从谁开始？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不喜欢自己讲，我不喜欢自己推一个理论出来，所以我总要告诉大家，在这个方面，先行者是谁，然后我们来辨别一下，谁是好的，谁是坏的。谁最优秀，谁更优秀，我们应该接着谁讲，等等。因此，我现在一定也要从一个人开始讲，这个人，就是：林昭。
这个名字大家肯定不熟悉。这个人是个女性，长得挺漂亮。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啊，我们现在社会好象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一个比较漂亮的女性，叫她自我牺牲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一看历史，历史上有些美女还真是敢反潮流，敢逆历史潮流而动。我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现在如果要一个美女这样做，大概不可能了。不过，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美学的新千年新百年开始于谁呢？我觉得其中一个起码的起点，就应该是林昭。当然，我的想法是不是对，今后还可以讨论。 林昭是江苏人，具体说应该是苏州人。她还真是我们江苏的一大骄傲。对于她，我觉得历史最终会把她挖掘出来。现在，尽管在我们中国的报刊上，已经正面肯定她了。但是我们到现在没有去很好地去研究她，没有考虑到她比我们走得要远多少，我们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些。过去我讲过王国维、鲁迅、顾城是走出大观园的三个宝玉，现在我更想讲，这个林昭，就是走出大观园的林黛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像什么秋瑾啊，什么什么都不在话下。没有人能超过林昭，包括张志新都没有超过林昭。我觉得，张志新也不是走出大观园的林黛玉。 林昭的名字叫彭令昭。本来姓彭，她因为是要闹革命，自己认为她的家庭是个反动家庭。她要跟家庭划分界限，只用令昭，就谐音改成林昭，有人看到她改姓林，就分析说：哦，她是不是喜欢林黛玉啊，我不太主张从这个途径来接近林昭，说，哦，她因为喜欢《红楼梦》，因此就那里找到了思想的动力，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看历史，其实，林昭确实比较喜欢读《红楼梦》，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她的思想的启蒙，跟《红楼梦》没有字面上的关系。因为当时的人都很革命，哪一个肯被被别人称之为身体很弱的、弱不禁风的林妹妹呢？肯定没有人愿意。所以，我宁可相信，林昭那个时候并没有每天想起林黛玉，但是，她的最终的生命轨迹和林黛玉最近。我曾经给林昭一个界定，我认为，历史终将会采取这个界定，就是：离爱最近的中国人！我觉得她是离爱最近的，其实，林昭很不简单，她在北大编《红楼》，《红楼》也不是跟《红楼梦》有关，老北大在沙滩的时候就是红楼嘛，是北大的标志，所以他们当时起名《红楼》不是因为《红楼梦》啊，而是因为北大的标志是“红楼”，就像我们南大编个《北大楼》，那不是因为北大的楼，而是因为南大的标志“北大楼”，不要搞错了啊。她是北大的《红楼》诗刊的编委，因为这个女孩儿写诗写得很好，而且也因为她很革命。她是什么情况呢？在解放前，她就参加了一点儿革命工作。1948年9月，她也参加过党组织的活动，后来她为了闹革命，不惜跟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为了表现出对自己对反动派的仇恨（大家一定记住，她一开始也是一个“潘冬子”，也是个“张嘎子”），她跟她的父母还写了一个生死状，说“生不往来，死不吊孝”，就是我跟你脱离关系了 。2 我去闹革命了。刚才说她把她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也是以示决绝。就是以示她和家庭的叛变。后来她在写信的时候，甚至把毛泽东尊称为“父亲”，而不把自己的父亲叫做“父亲”。她说“每一想起他，我就感到激动”。当然，那个时候肯定不光是她了，所有的人想起毛泽东都感到激动。她做的一个最符合那个时代而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最错误的事情是，她在参加斗地主时把地主放到冬天的水缸里，放一夜。那地主当然冻得一夜惨叫，那个时候她觉得很过瘾，他是反革命嘛，怎么“修”他都可以。林昭把它叫做“冷酷的痛快”，她给人写信说，太痛快了，昨天把那个地主弄到外面水缸里，冻了他一夜，太痛快了！1954年，她以江苏最高分儿考到北大。在此之前，她是学新闻的，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上过学。我们必须说，她的北大的经历注定了她一生的悲剧命运。她是在北大这座民主的摇篮里觉醒，但也在北大掉进了命运的深渊。现在我们知道，她一开始进北大的时候想做很多事，而且，我觉得她想做的事，我都很感兴趣。比如说，她想改编鲁迅的《伤逝》，我真想看一看，这位与爱最近的中国人，怎么改编鲁迅的《伤逝》。大家知道，我很注意鲁迅的那句话，“无所爱和无所可爱的悲哀”，那林昭如果改鲁迅的《伤逝》，是否能看出点儿新的东西？还有一个，《二泉映月》，大家应该知道，我过去跟大家反复说过，要你们“读《红楼梦》，听《二泉映月》”，而林昭最喜欢的，也恰恰就是这些东西 。3 她那时候在北大是才女，大家都很关注她，而且长得也漂亮，大家号称是“林妹妹”嘛，很多人都很喜欢她。但是，在57年反右的时候，有很多人被毛泽东引诱出来，毛故意说，你们都来提意见，然后就准备着张网以待，把这些人全都灭掉了，这个是毛泽东自己都承认的，他把这个叫“阳谋”。有一次，她的同学在晚上被批斗，她这个女孩儿是很情感型的，很像林黛玉，爱憎很分明。事情本来跟她没关，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也很要求进步，因此本来不会波及到她。她自己却拍案而起，跳到台上，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叫人家提意见，人家好心好意提了意见，你却把人家揪出来，现在还批判人家。她说：“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人性判断。但是在失去了人性判断的那个时代，却实在已经是旷古绝音了。没有人敢这样说。结果就是，她成了北大的八百名右派之一。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成了右派以后，林昭也就进入了我过去跟大家说过的所谓“临界状态”，也就是“边缘情境”。这个时候，她再回过头来看过去的一切，就开始物是人非了。她又开始用最初的人性之眼来看这个世界。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是，她离开了毛泽东这个“父亲”而回到了她自己的父亲，她自己的父亲，在江苏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当过县长，她母亲是苏州市的政协委员，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女界名流。这是一个曾经写过《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的父亲，现在，她又成为了这个生身父亲的女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转向。而后来，因为她一直坚持她的主张，就被抓起来，并且判了刑，这个结果她根本不服，这个坚强的江南女子。就是坚决不服。不服的结果是，被用尽了所有的残酷的刑罚。但是她这样一个弱女子竟然就顶住了。而且，最后叫她出监狱，她也不出，她说我就是要证明给你们看，让你们看看一个弱女子的力量。她就是不出监狱 4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最终，1968年4月29号，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上海公安局枪毙。令人心寒的是，4月29号枪毙，5月1号公安局派了两个人到林昭家找她母亲收了5分钱。说，29号你女儿已经被枪毙了，这5分钱是你们家需要支付的子弹费5 。 这个细节在国内外流传很广，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这个共和国的耻辱。哪怕林昭真有罪也是耻辱。收了这五分钱，我觉得我们对历史对未来真的是没有办法交代啊。 值得欣慰的是，林昭并没有被人们所淡忘。1981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与郭超人、陆拂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文中在介绍张志新的同时也第一次披露了林昭的事迹，同年3月，上海《民主与法制》第3期发表陈伟斯文章《林昭之死》。同年12月30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宣告林昭无罪。此后，国内外多家报刊、书籍对林昭多有介绍，2000年11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许觉民先生（林昭的舅舅）编选的怀念林昭的文集《追寻林昭》，其中收录文章26篇，诗歌4组，另有附文一篇，附录一篇。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看看这本书。 前面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我自己觉得，到现在为止，对于林昭，我们必须要说，这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女儿，是离爱最近的人。如果要说美女，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美女。而且，我一直觉得，林昭最大的贡献就是，面对这种边缘状态。有很多人被压垮了，但是林昭被百炼成钢了。当时北大的右派分子有八百名之多，唯独她拼死对抗。批斗者说：“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竟然毫不退让地说：“我有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而且，她很快就从失眠、拒食、每日以泪洗面甚至试图自杀的对于个人命运的忧思中超越出来，率先意识到了这其实是一代人的灾难，并且开始触摸到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的世纪伤痕。林昭跟她妹妹说，我们只见到了中国人遇到苦难就流泪，哪个中国人肯流血呢？而且哪一个中国人肯把血往里面流呢？林昭自己就说过，她自己很有感受，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成了全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自己当然就很有感受。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6 ” 但是她竟然忍受住了！因为她知道，这实际并不是她的血在往里面流，而是我们民族的血在往里面流。 更令人敬佩的是，8年监狱的生涯，不给她一张纸，不给她一张笔，她怎么办呢？用竹签和发卡戳破皮肉，戳破血管，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她没有为苟活而放弃、退让。她的血书是在被剥夺了一切之后，也就是剥夺了所有生存尊严和可能性之后，采取的唯一的跟这个世界表达和交流的方式，血的交流。这种交流，我自己觉得，比我们看到的西方的耶稣受难记还要艰难。我们都看过耶稣受难记，耶稣真不简单，在十字架上，是要被钉住的，那是很疼的啊，但是林昭实际的苦难远远超过他。她身上很多伤痕，为什么呢？她每天把自己的血管扎破，然后用血去写。这是20多万字啊，我们就用墨水儿写20多万字要写多少？她8年里就是不断地用血去写，那么，这20多万字的血书呢，我觉得在人类史上，在人类历史上，我觉得都是绝无仅有的。在这种思考当中，她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遇罗克只讲了一个观点，就是“血统论”，说你们不能讲血统，什么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错的。这是遇罗克的贡献。当时他就被枪毙了。张志新呢，也只是说中国当时的政治有了问题。林昭的贡献在于，她找到了一种力量来对抗这种灾难，这种力量就是爱。我觉得林昭的这个贡献应该说是非常伟大的。我不妨来关注一下19岁和30岁时林昭说的两段话，19岁时候的林昭，还是一个把地主弄到水缸里去冻一夜的那个残酷的林昭。她说“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所以要用仇恨来拯救这个祖国。到了11年以后，30岁的林昭，她怎么说呢，她说“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但是她要用爱来拯救。所以我觉得，在新世纪的开始，我们回过头来寻找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与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对于我们来说，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下面就是她的血书的部分题目，《灵耦絮语》（约十八万字）、《基督还在世上》、《不是练习——也是练习》、《练习二》、《练习三》、《鲜花开放在悲壮的五月》、《囚室哀志》、《秋声辞》、《自谏》、《血诗题衣》、《血衣题跋》，共数十万字。这些到现在为止应该还在，但是我们都拿不到。在哪儿呢？在上海市公安局。到现在还不肯让它面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流落出来的一点儿。其实，还有很多。可惜，还被有关部门作为秘密档案封锁着。他们没有意识到，林昭的那些思想，已经不属于某个部门了，她甚至不属于中国了，在世界思想史上，将来中国都会因为有林昭而有地位而有光彩，但是我们的很多国人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啊。可贵的是，林昭她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她甚至意识到了她性别的身份的贡献。所以她一开始就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开始说话，她说“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我觉得这真是不简单。现在写文章我经常会写：中国需要爱的圣徒。其实我觉得林昭就是中国最最标准的爱的圣徒——爱的圣女。林昭的出现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绝对是福音。 我看了林昭的事迹以后，最初一直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中国人，说老实话我最初都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中国人。林昭改变了我对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但是她的精神也是一种需要被重新发现的遗产，也需要被重新解释。我在上课和演讲中，在讲了著名的王国维和鲁迅以后，接着讲不著名的林昭，就代表着我的选择。就好象陈寅恪，他讲柳如是，为什么呢？因为有谁能比清朝的柳如这座精神纪念碑更雄伟壮观呢？我觉得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有谁比林昭的纪念碑更雄伟更壮观呢？我相信历史会作出回答的。为此，我要破例在课上抒一次情，要献给林昭一首诗，这是苏联最著名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写的：《献给亡人的花环》，这首诗在世界诗歌史上非常著名，她把那种你想说又不能说的话完全说清楚了。其实我觉得林昭完全当得起这几句诗：
我们到现在还愧对林昭。“一个简称大地的行星”，到现在还“无声无息”。这是前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写给被迫害致死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我觉得这个花环也可以被看作是献给林昭的！ 那么，林昭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下面简单地作个介绍，林昭的贡献，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其中当然有和从反右到文化革命那时候特定的左倾政治拼搏的痕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并不是在政治上她的是非观念的超前，而是对于苦难的洞察以及面对苦难时她所采取的态度。在这方面，古往今来所有的中国人，只有她能超越前贤，我始终认为，这是个历史的奇迹。 首先，是对于苦难的洞察。林昭有一首诗讲到了她所洞察到的苦难： 啊，大地， 这是很不简单的。在那个时候，在文革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在反右刚刚开始的时候，她就看到了中国人即将遭受的极左政治风暴的苦难。这，不是很了不起吗？大家知道，鲁迅教得最好的学生叫什么啊？胡风。胡风在1949年建国之初就献给毛泽东一首诗，这是当时最著名的一首诗：《时间开始了》。胡风认为，在此以后就没有苦难了，真正的时间开始了，结果，时间开始了以后，还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而且首先就是拿他的脑袋祭旗。第一个反革命集团不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二十多年被押在监狱里，最后被关得连话都不会说了。我们看到，胡风是鲁迅培养的接班人，却都没有意识到苦难的继续。但是林昭一个弱女子，没上过两天大学，一眼就看到了。她是靠什么？其实，就是靠她的领悟能力。我觉得她的这样一种领悟能力是非常强的。看遍文革，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林昭呢？哪一个都比不上。她在用血写的文章里说；“我的眼睛看见了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谋杀！——看见了最怨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这些话在文革时候我们是没有谁见到的。批斗人的没见到，被批斗的也没有见到，只是忙于写检讨而已。大家要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革的时候有着最“伟大”的发明：检讨书、自白书、告状信，还有什么什么致敬电，这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发明，是在全世界都要钉到耻辱柱上的发明。但是林昭身上没有一点儿这样奴颜婢膝的东西，我觉得真是很奇怪。你看看她所遭受的苦难是什么样儿的？她自己说是“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就是被打死过去几次，这就是她所遭遇的状况。所以她说“天日何在？！”她甚至以窦娥自况。就是说她就是当代窦娥。真是很冤嘛，所以她认为自己是当代窦娥，但是我觉得她不是当代的窦娥，而是当代的圣女贞德。因为她用她的生命激活了我们这个祖国的一潭死水。激活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命脉，而且为我们当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到现在也难以企及的精神高线。这个精神高线，我们现在也还是达不到！显然，这就是她的第一个贡献。我觉得她能够正视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 附带说一句，在这方面，她实在比很多知识分子都要优秀。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包括钱锺书，这个沈从文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呢？老老实实去改造，对不对？有哪一个人出来说话了呢？你现在把他们的文章找出来，有说话的吗？没有。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甚至被改造得很快乐。在当时，真正洞彻历史风云的，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资料来看，只有一个林昭。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书读得越多就越不行。书读得越少，倒是还可以用自己清澈的人性的眼光去判断，甚至可以跨越时代迷雾去判断，而且会判断得很准确，你说这是什么眼光呢，这不是人性的眼光、美的眼光，又是什么眼光呢？对不对？所以我说，这是她的一个贡献，就是面对苦难时候，她能够去直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只有她，才真正坚持了鲁迅的精神。 其次，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当她遇到了苦难，而且是无缘无故的苦难，例如因为出来说话就被打成“右派”，例如八年特别残酷的不人道的折磨，却能够处之泰然。她讲了一个故事，意在用这个故事来说明自己自己为什么面对苦难却坦然迎接它，为什么会挺身而出？“有一天傍晚，林肯驾车回家时，看见一头公猪陷于泥淖，拼命挣扎已经下沉到一半，眼看快要灭顶。林肯想下车把它救起，一低头看到自己穿的是一套仅有的整齐衣服，不免迟疑，”确实，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怕弄脏了自己那套仅有的整齐的衣服，“便匆匆驾起车走了。走上半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到那头猪在呼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那泥淖。林肯费了九牛之力，几乎成了泥人，终于把那头猪救了上来。事后人们虽称赏他的行为，但都认为这样做不值得。林肯说：‘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8 ’” 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都没有人说过的话，“我不是为那头猪，我为自己的良心。”这实际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它整个把我们中国的精神态度都扭转过来了。面对苦难，我是为了拯救谁呢？我是为了打倒谁呢？我是为了让谁翻身得解放呢？都不是！我就是为了自己的良心。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人说过的话， 更为重要的地方在于：她还有着真正高于鲁迅的地方，这就是：她坚持了终极关怀。什么叫坚持了终极关怀呢？当她评价这个无缘无故的苦难的时候，始终是用了一个最终极的标准，而且反而也是最简单的标准，就是自由、平等和爱。她被关在监狱里以后，反思了她的一生，怎么样把地主冻得彻夜嚎叫，怎么样跟家里决裂，怎么样把自己父亲的姓都改掉，最终，她找到了她的生存的真正的支撑，就是人性的支撑、爱的支撑。这是最简单的支撑，也是最高贵的支撑。结果，人性的支撑、爱的支撑激发了她诗意的想象和美感。而这种美感，我觉得就是林昭的武器和旗帜，她用这种美感抵抗了惨不忍睹的暴力和人性的扭曲。我觉得这就是林昭的光荣。我们看一看林昭是怎么说的，她说：“这怎么不是血呢？”意思是说，我们以为以革命的名义去杀人或者被杀流的血就不是血，我们以为血流成河就是革命的成功，毛泽东面对鲜血不是也经常讲“雄关漫道真如铁”吗？不是也经常讲“战地黄花分外香”吗？但是林昭怎么说呢？她的回答让我们想起了孟姜女。她说：“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昂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9 ” 在从反右到文革期间能说这样的话的人，哪个人能辛苦辛苦再找出来一个，没有吧？没有林昭，我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高度，精神刻度往哪儿刻？真不知道往哪儿刻啊。我们能够指望钱锺书、巴金吗（尽管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所能）？我们能够指望的只是一个弱女子。就好象明朝亡了，清朝出来了，钱谦益这些人的是乖乖地投降。倒是柳如是这个弱女子颇具人性的尊严与民族气节，是不是？我讲过，柳如是劝钱谦益投河，他却半途而废，说“水有点儿凉，明天来吧”。 很有意思的是，1964年她在监狱里想起了她舅舅，她舅舅是中共江苏省青年部长，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那么，她想起了她舅舅的什么呢？她说：你教我母亲革命，我母亲教我革命，但是你要知道，革命的结果是，我自己却被无情地革命。我觉得，这种反思就开始超越了革命和非革命的界限，大家去看一看《日瓦戈医生》，你就会发现，当穿透了历史和革命的风云以后，在革命之类美丽辞藻背后所凸显出来的人性的蜕变、爱的蜕变。再看看她被打成右派以后回到江苏的一件事，就更清楚了。她回到江苏，去找了她过去的江苏苏南新闻学校的校长，去质问他，说你教我的那些东西，现在我却发现，全是假的。你要给我做个解释。她的校长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当时我也不好跟她说实话，因为中国当时就是盛行说假话嘛，就是把学生教到最后都教得有眼无珠啊。顺便说一句，你们跟我做学生，我也特别不希望把你们教到最后，到社会上一看，却说，潘某人说的没有一句是真话，尽说假话。我上课，就希望能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世界。显然，不论是面对她的舅舅，还是面对他的校长，她要批评的，都是他们没有告诉她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还可以看看林昭的诗歌。她的诗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下面这首。我认为二十世纪诗歌选里应该选入它，不选，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自由颂》。自由，试问，还有比自由更值得歌颂的吗？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这首诗写在监狱的墙上，是她在一次绝食苏醒后咬破手指以血题写的。读它，不难感受到这个爱的圣女的分量。还有一首：“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也很不错。但是，更重要的还是那些林昭从人性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的诗歌。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就看到了曹雪芹的眼光、鲁迅的眼光。我曾经告诉大家，后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开始重新去评价历史，他们不再接受二十四史之类的对于历史的评价，他开始用人性之眼重新去书写历史，而林昭的书写，则是又一次借助人性之眼的书写。例如，她和了一首毛泽东的《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我们南京人都应该熟悉的。毛泽东怎么写的，大家应该有印象，那么，她怎么和的呢？ 双龙鏊战玄间黄 这首诗歌所体现的美学的眼光，我觉得在二十世纪都是水平最高的。她说：“双龙鏖战玄间黄，冤恨兆元付大江。”就是说很多人为战争而死去，这无疑就是孟姜女的哭泣，前面我们已经讲到秦始皇的中国与孟姜女的中国。林昭的看法无疑是直接接着孟姜女的。联想一下《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讲的那番我在第一讲中称之为世纪忏悔的话，应该说，林昭的“冤恨兆元付大江”也并不过于逊色。大家再想想《红楼梦》里那个薛宝琴写的那首诗，苏轼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然而薛宝琴以一个女性之眼，也没什么政治经验，面对大江却一眼就看出了：“无限英魂在内游”。她说，你光看见一个人战胜，一个人战败，你没看见所有人，不管战胜还是战败，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化为了冤魂啊，任何的胜利都是需要很多很多人的战死的啊。林昭也注意到了战争背后的“冤恨兆元”也就是亿万人民的生灵涂炭。后面还有一句就是“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这无疑也是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角度。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有偏差，动辄说“江山”，现在我们也不讲了，什么谁谁谁打下的江山，这种说法显然不合适。而林昭在当时就看出来了。就林昭这句话，二十世纪，你再找找，看看谁能说出来呢？“哪许山河私帝王”，何等精彩？所以最后她说：“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这实在就是孟姜女哭长城的现代版啊，实在就是20世纪的孟姜女哭长城。这就是她跟毛泽东的对话。一个弱女子，一个江南美女，她以她的这种精神境界去和毛泽东对话，可惜我没有办法再做更多评价了。我相信历史会去做更多、更深入、更深刻的评价的。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两首诗迟早会被放到一起去加以评说的。 林昭的诗歌中还值得一读的是《海鸥之歌》与《普罗米修斯受难日》。这样说，不仅仅因为林昭正是因为这两首诗而遭受了更大的折磨与蹂躏，而且因为正是它们，标志着林昭对于20世纪的“窃火”使命的洞察。不再信赖任何人，而是直接把目光投向异邦，投向中国应有但是却始终没有的信仰、终极关怀与爱。这就是她——个现代普罗米修斯的使命。而林昭也就是传播信仰、终极关怀与爱的现代普罗米修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遥想已经成为过去的百年，我们没有爱因斯坦，我们没有海德格尔，我们没有帕斯捷尔纳克，我们没有凡高，这确实是我们的巨大遗憾，但是——我们有林昭。又有谁能说，这就不是中国的高度、中国的财富、中国的自豪、中国的幸运呢？！ 第三，悲悯与忏悔。我觉得这更是林昭的伟大。她一个弱女子，唉，我今天可能说了过多的“弱女子”其实我是想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子，因为面对她我们这些男儿实在是没脸啊。她一个弱女子，我始终是想不清楚，明明面临着这样的苦难，她自己就说：“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醒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惨痛的死亡”。“光是镣铐一件事，”他们就给她带了好几副镣铐，大家知道戴一副你就不行啦，她带了几副，而且是反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给她拿下来，她例假来都不给她拿下来啊。这种情况，她都挺住了。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她和鲁迅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鲁迅还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已经暴跳如雷了。在这方面，林昭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被沙皇一枪打过去，打成了一个爱的圣徒，而林昭被这么多副镣铐铐的结果是铐出了什么呢？爱的圣女。我觉得这就是她最伟大的地方。一个弱女子，我们看她怎么给那些迫害者写信呢？她说：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9 然后她下边写， 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乃至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这就是林昭。为了他人不流血，宁肯流自己的血，为了他人不丧失作为人的一切，宁肯自己丧失自己作为人的一切。她宁肯自己去把牢底坐穿。甚至叫她出监狱她都不出，她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牢底坐穿，让你们知道，还有弱女子一个人以个人自力就能够反抗得了你们。你看：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别人在让她流血，她却在反省不流血的可能。别人用恨来对待她，她却用爱去回报对方。我觉得，这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的拯救方式。大家记得，越王勾践是怎么做啊？越王勾践你可以设想他晚上卧薪尝胆去想悲悯与忏悔这个事吗？不可能的，他想的肯定是，你让我今天流血，那我明天就让你流更多的血，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人讲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全家，对不对？但是林昭呢？她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她却执意要替我们这个民族受难，而且她还要反思，我们能不能用不流血的办法来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呢？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我那句话又不得不说了——这实在是一个让我们只能向她表示敬佩的弱女子。 接着再看：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能流泪能流血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而在那个时候还在微笑，还在振臂高呼革命口号，还在把忠心献给谁谁，我觉得，那样的中国人几乎不能算做人，而只能算做奴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林昭已经最终脱离了在少年时期就被灌注的阶级、斗争、革命、解放这样的一些观念。她的心灵真正地自由了。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她走上了一条新的的思想道路。这，就是我说的“华丽的转身”。她就代表着这样的一个“华丽的转身”。
第四，是思想的资源问题。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林昭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的？为什么鲁迅都没能做到，都没能够成功，而林昭怎么就能做到，就能够成功呢？我觉得，这跟她接触的信仰的精神资源有关。当时在上海华东师大有一个文革时候被枪毙的物理系的年轻学生，叫王申酉，现在，他的书稿已经找到了，并且作为他的遗著出版了。他的思考，代表了我们上个世纪的某种精神高度，他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出文革呢？为什么会人人相残呢？但是王申酉仍旧没有达到林昭的高度，他没有林昭的华丽的转身，他还是一个政治的总结。在中国，只有林昭才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她开始用爱去面对苦难。她开始找到一种正确的解决方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竟然没有借助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她借助的是西方更为深远的那个传统资源，就是西方的宗教精神。而这种宗教精神的接触，就使得林昭最深刻地直接与爱对接，这种对接两千年来和中国都擦肩而过，爱的握手在中国始终没有实现。林昭则第一个伸出了中国人的手。我觉得，林昭的这次握手，实在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知道，林昭写给这个世界的书信，都被命名为“情书”，这就是她对这个世界的深沉的爱。而且，我还有必要讲到我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因为她接受的是这样的精神资源，所以她使用的完全是一套清新纯粹、干净的语言，当时的语言多么狂热、多么虚伪、多么残酷，但在她的书信里，你却一个字都找不到。哎，我觉得这就是她非常厉害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你看鲁迅的书，看王国维的书，显然还能看下去，但你现在再看看那些其他美学家的书，你能看下去吗？不能看！尤其是那些批评家的书，政治的语言，革命的语言，实在太多太多。而我始终认为，如果一个学者，都把马屁拍到了他的学术著作里了，那你就不要以为他是学者。他名声再大你也不要认为他是学者，中国的这样的假学者真是太多太多了。
最后，我要讲一点儿我自己。曹雪芹、鲁迅都忏悔过自己，我觉得我也要给我的学生带个头，我也要忏悔。林昭被枪杀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十二年。文革的时候，我也是“红小兵”，而且，当时批斗反革命分子、批斗右派分子的时候，我还很壮怀激烈，表现得也很冲动。现在回想起来，我表现得最不像话的一次是，当时我们家对面楼上有一个当时比我父亲先被打成走资派的，他全家全都被抓或躲起来了，只有一个女儿在家，当时，我是喊她姐姐的，比我大些，大概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这就已经很惨了。但是晚上，因为我家跟她家是正对着的，都在二楼，结果我们院儿里的小孩儿都集中在我家，拿弹弓，拿石头，把他家玻璃砸得一块儿也不剩了。现在想来，对于文革，真的我也有罪。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以革命为荣的，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革命口号，我觉得我都会赞成。那个时候，可以设想，假如林昭住在对面，那我会不会成为罪人呢？我可以断定，如果林昭住在对面，我可能会表现得更残忍。所以，我们不能说，文革是别人的事情，不能说，文革是四人帮的事情，我们实在是四万万帮啊，我们哪一个人跟四人帮就没有任何精神关系呢？现在我们倒好了，一说四人帮的事情，就以为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继续在犯新的罪。所以，我觉得，跟林昭比，我差得实在太远了 ，我只能自我忏悔。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四人帮是坏的，而我们是好的。这是一个民族的过失。我们只不过找了四人帮当替罪羊就是了。没有四人帮还会有别的帮，问题是林昭为什么被我们迫害致死？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也会去往别人家去扔石头去砸玻璃，我算什么啊，我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人教我爱，为什么在没有教我爱之前就就先教会了我去恨呢？我觉得这真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反省的。所以，我想，到了现在，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即使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所面对的是无缘无故的苦难，还不够，这点，我们经过了《红楼梦》，经过了王国维，经过了鲁迅，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到鲁迅为止，我一再强调，他还没有学会转身。还没有学会非常去华丽的转身。这是我们民族期待了两千年的转身。而这个转身，一定要借助于一个东西的出现，这就是无缘无故的爱。
说到无缘无故的爱，一定要强调，我们这个民族到现在为止，对苦难的认识，对于这个民族过失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以暴易暴的阶段。我们还是没有走上无缘无故的爱这个起点。所以我们到了现在不知道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这样？为什么总是弄来弄去却一再犯错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是有幸还是不幸呢？大家肯定会说，哦，现在很有幸嘛，是有幸，现在这个时代环境确实不错，但是必须看到，很快我们这个民族就会碰到新的问题，为什么今年矿难连发不断？这就是我们在开始为我们过去的改革开放付学费。我们的那个经济建设叫什么经济建设呢，很多地方那就是抢，就是滥杀无辜，就是到处去掠夺资源，这种掠夺式的开发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后代要长期地生活在欠债的前提里，而这种欠债的前提，我觉得，很可能还只是刚开始。所以西方有人给我们算了一笔帐，说二十年以后，中国剩下的都是穷人。别看你现在有钱，你就折腾吧，二十年以后你没资源了，你的制度的活力也没有迸发出来，你的知识分子现在一天不如一天。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办得算什么啊，对不对？这还算大学啊？就完全是个培训班，对不对？而且还是个非常劣质的培训班，这样去培养人才，到了最后，我们都要还债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可能你只索取，而没有任何的代价的。不可能的，什么时候能没有代价呢？而我们现在要付出的代价是极高的。所以西方有个学者说，新世界并不美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学者霍克海默跟阿多尔诺也惊奇：说二十世纪以后为什么“人类不是在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态，而是在堕入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前苏联有一个学者在评价二十世纪的时候也说过，我们面对的问题竟然是“最好的意图与最可悲的结局的不相适应性”。这个世纪我们付出得太多太多，有哪一个世纪中国人以流血为自豪呢？中国人有哪一个世纪流了这么多的血呢？所以林昭代替我们追问说：“这怎么不是血？”是的，你以为那是水啊，那是血在流成河啊，而不是水流成河。但是我们流了血，如果就换来了成功那也行啊，但为什么我们流了血以后，我们得到的偏偏是收获最少呢？为什么我们碰到的偏偏是一个盛行过太多的理想、而又使诸多理想受挫蒙尘的世纪？一个好的文化动机竟然演化出坏的文化结果的世纪？一个想上天堂偏偏坠入地狱的世纪？一个天国没有建成地狱却差不多竣工了的世纪？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一切呢？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写下的只是撒旦的诗篇。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而在这个问题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认为我们靠革命、靠暴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简而言之是靠仇恨。有社会问题怎么办呢？消灭它，消灭他的思想，实在不行就消灭他的肉体，这样我们这个民族就解放了。结果我们把无数个肉体和思想都消灭了，可这个民族却越来越没解放。我们现在所碰到的问题总是书卷开场，血腥收场。而在所有的启蒙、革命和所有的运动、所有的暴力背后都没有宗教精神、都没有信仰、都没有爱。整个二十世纪，我们就是一个走马灯，而全民族也无非就玩儿了一个抢椅子的游戏。一把椅子，几个人抢，大家都做过这个游戏吧？我们这个抢椅子的游戏就能导致历史进步吗？大家知道，慈禧太后当政的时候，清朝并不落后啊，什么八国联军之类的都是因为要跟我们做生意，我们还看不上他们啊。那个时候中国跟西方相比，并不落后，可为什么一百年以后我们不敢说这个话了？我们必须反省，我觉得我们必须反省。我们这种强者用暴力来维持权力，弱者用暴力来夺取政权的传统做法，已经被无数血的教训表明了：此路不通。通过暴力永远无法实现人间的正义，相反却只能陷入更加黑暗的深渊。
那么，在这么多暴力当中，我觉得对于革命的反省尤其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我们过去以为革命是消灭矛盾的最基本的手段，我们觉得把矛盾对立面消灭了，那不就成功了吗？所以，当时的一个革命者马拉，那幅著名的油画《马拉之死》大家都看过吧？他曾经赞誉，革命是“人民惩罚之斧”。但实际上革命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敌人的那个样子而奋斗的，阿Q的革命不就是想当赵老太爷吗？阿Q的革命不就是想当洋鬼子吗？但洋鬼子不就是我们的革命对象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到最后总是会无穷无尽地“革”下去，就是因为我们的革命，其实就是革人头，文化本身没有改变，所以，楚国人刘邦、项羽、陈胜说的话，到现在也还是中国的经典：“大丈夫当如此”，“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吧？三个楚国的英雄人物说的话，最能代表中国人的心态。其实就是皇帝轮着做，明年到我家，你不给我那我就抢，你不给我那我就杀掉你。我杀你全家，我把你株连九族，我让你后代没人，你还不给我吗？中国搞来搞去不就是这样的吗？一个水兵对列宁在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100万人，前苏联的高尔基当时就很震惊，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因此，我们就必须追问，一个伟大事业的代价要大到什么程度，才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对吧？我想问大家，一个伟大事业，代价大到多大程度，它才是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呢？一个付出了过高甚至是不可估量代价的事业，还能称为伟大事业吗？有一个故事，一个古希腊国王，叫皮洛士，这个国王很有意思，他去打仗是打胜了，但是他死的人比对方多得多，别人来庆祝，他说这个还能算胜利吗？后来这就成为西方的一个专有术语，叫“皮洛士的胜利，”意思就是说，如果损失惨重，那实际就失败了，又有什么胜利可言呢？而我们所得到的胜利往往就是这样的胜利。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就用伊凡的口气说了一句人类的心声：“我付不起这项伟大事业的票价”。其实我们中国人早就该说了，我们付不起这个伟大的票价，这个票价太高了。千千万万的人都是作为伟大事业的肥料而存在的。那我们干吗不把入场券儿还给那个想创造那个伟大事业的人？我们干吗要付这样的票价呢？难道就是因为要死得重于泰山吗？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我们从来不去考虑的结果。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一个孩子的眼泪中，连上帝的名誉都要大打挫折、都要打折扣，何况人间的偶像！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的哭泣胜过人间所有的伟大。
在这个意义上，再看一看西方人的反省。我们就知道，中国人差得实在太远了。雨果的《九三年》，反省了政治暴力；海勒的《第22条军规》，反省了战争暴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反省了谋杀暴力；这些著作都是带领人类进入新世纪的最好向导。再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写了《罪与罚》，反省个人能不能随便地去杀人；写了《群魔》反剩群体能不能随便地越过底线去杀人；写了《卡拉玛佐夫兄弟》，反省如果上帝死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胡作非为？我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可是，我们中国人反省过吗？法国的作家加缪有一个剧本，叫《正义者》，他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1905年的2月，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五人恐怖小组在实施一个刺杀塞尔日大公的行动，当时，负责投弹的卡利亚耶夫正打算按照计划炸掉塞尔日大公乘坐的马车时，不料却突然发现在塞尔日大公旁边还坐着他的两个年纪尚幼的孩子，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这次的刺杀行动。他觉得不能为了刺杀大公而杀害无辜的孩子。这种选择无疑可能会让中国人感到不解，如果中国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说，多笨呐，这是天大的好机会，正好连根儿都除了。事后，在他们的小组中导致了一场旗帜鲜明的争论，焦点是，为了一项正义的事业，可不可以使用不正义的手段（如谋杀），甚至可不可以不择手段（杀害无辜的孩子）？可这个问题在中国却根本就不是问题。中国人什么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恨不得他全家都在一起呢？对不对？正好可以“斩草除根”啊！可见，我们必须说：中国已经流了一百年的血，但是还没有进入必要的反思。我们真的不能让一百年的血白流啊。林昭说得很好：“这怎么不是血呢？”可惜我们到现在还在让这一百年的血白白流淌。
大家记得，我在前面讲过安的三个兄弟写的信，我现在还要接着讲与此有关的事件。我们知道，卢刚也曾给他家人写过一封信。卢刚是怎么写呢？他说我“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垫）背的”，这真是中国式的标准语言。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反正杀得越多越好。更让我们困惑的是，那为什么安的三个兄弟就可以很简单地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去面对杀人犯的全家，为什么安的三个兄弟就能够用无缘无故的爱去回报呢？这个华丽的转身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到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林昭却做到了。我觉得，林昭的“做到”给我们所有中国人以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中国人还有救！是的，我们中国人还有救！过去，连鲁迅都没做到。我曾经为此悲哀过，但是，现在林昭却做到了，既然一个弱女子都能做到，那我们这些所谓的七尺男儿就做不到吗？我想我们也应该能做到！
林昭的成功，就在于当她置身边缘处境的时候，当她的对话关系断裂的时候，她能够去准确地见证生命的苦难和生命的深度。我经常说，对话关系的破裂和边缘处境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你的觉醒，很多很多的人在对话关系的破裂和边缘处境的出现中还是没有百炼成钢的啊，我们经常说什么“乱世出英雄”，其实这句话不能随便讲，为什么呢？因为乱世最主要的结果是埋没无穷无尽的人。不要动不动就说，有困难是好事，要迎着困难上！其实99%的人是会被困难所压倒的啊，没有被困难所压倒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无赖，第二种就是英雄，也就是林昭。剩下的都会被困难压倒。那我们中国出的最多的就是无赖啊，但是也出了一个林昭。而且，当林昭置身边缘处境之前，她的灵魂是酣睡的，是处于黑暗状态的，但是，当她进入边缘处境之后，非常庆幸的是，她的灵魂就穿透了心灵的黑暗。边缘处境的馈赠，使得林昭看到了自己沉睡的灵魂，看到了人的底线，看到了人的不能为所欲为。这样的一种边缘处境和对话关系的破裂，为林昭打开了一个绝对未来。林昭因此而睁开了灵魂的眼睛。我们必须说，有些苦难是有缘有故的，但是它其实并不是苦难，而是困难，还有些苦难却是太强大了，但是它也不是苦难，而是灾难。只有那些无缘无故的苦难才是苦难，而且，当它降临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在眷顾我们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像哈姆雷特一样，终于有可能睁开自己灵魂的眼睛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的，这个“抛”字用得很好。什么叫“抛”啊，就是无缘无故，所以所有的人一生下来他的精神都是很清醒的。他用哭来面对这个世界，有谁生下来就笑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象征。所有的人当他被抛到这个无缘无故的世界里来经历这无缘无故的折磨的时候，或者说无缘无故的磨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被抛的。而被抛是不需要理由的。我经常想，这个道理为什么过去中国人总是意识不到呢？而最后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总是认为这个被抛是需要理由的。因此就去解答这个理由，可是只要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就没有必要去考虑所谓的“转身”了。而我们现在一定要清楚，从林昭以后，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人要想完成这个华丽的转身，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被“抛”根本就是没有理由的，它是无缘无故的苦难！
更为重要的是无缘无故的爱。什么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再来看看约伯，在《圣经》里，约伯是一个典型，但是我们中国人却都看不懂。约伯11 本来过得好好的，但上帝要试验他，就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惩罚，约伯自然一直想不通，我也没有干什么坏事，您为什么一次一次惩罚我，叫我儿女横死，叫我财产都没了，又叫我得这个病？但是约伯都做了。最终，上帝放过了他。可是，我们要注意，上帝放过他并不是预先告知的。我们中国拜佛的时候，预先就告知说我现在在拜佛，希望以后你要给我什么好处，如果兑现，那以后我就为你再塑金身，就给你盖个什么什么庙，等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在这里，结果是预知的，而西方的约伯的结果却是不知，是根本就不知道结果。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你必须永远相信有可能！在根本不可能见到光明、不可能得救的情况下，你不但不和黑暗同流合污，你而且要华丽地转过身去，而且坚信，即使我看不到光明，人类也能看到，这就是约伯。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理解这个约伯的所作所为。所以我说，永远的苦难，才需要永远的信心。为什么西方有爱而我们却没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认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西方认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没有的。而前途没有怎么办呢？所以才需要固守光明，所以才需要以无穷无尽的爱去面对它，这就是西方，这就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你不要以为这是基督教的启迪，这也是人类的启迪啊。上帝他能拯救世界吗？他能有求必应吗？不可能。不能有求必应就是上帝的不能，但是，使得人类觉悟，给人类以信心，这就是上帝的所能。西方为什么发明上帝，其实就是给你一个爱的信心，给你一个爱的承诺，你以为你拜两下上帝，你明天就就能到美国留学去了吗？你后天就能够万贯家财了吗？那就不是西方的上帝了，那是中国的观音菩萨。西方的上帝是告诉你说，人类尽管面对无缘无故的苦难，但是人类永远有救。这是人类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我们说的爱。林昭的深刻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她在华丽的转身以后发现，苦难固然可悲，但是爱无坚不摧，战无不胜。这就是林昭的伟大。我记得奥威尔《1984》的主人公也这样说过：“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爱，实际上是人类的仰望。我们可以走向天堂，但是我们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走进天堂。西方文化里的天堂并不是让你“走进”的，而是让你“走向”的。人类是一个很脆弱的存在，一个很软弱的动物，但是人类却要不懈地去追求坚强。靠什么呢？靠爱。因为爱给了人类以坚强！它告诉人类尽管你可以暂时失败，但不会永远失败，尽管现在失败，但是未来必胜。这就是爱的力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苦难，什么是爱。
确实，苦难真的不是好事，永远不是好事，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得很好，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路径，也是台阶。正是因为苦难，才让人类意识到了人类最终应该面对世界的姿态，人类最终应该华丽转身。人类找到了永远的苦难，也就找到了永远的爱。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具精华的所在。我看西方文明，看来看去，最后我觉得，它最伟大的精华就在这儿，西方文明很多地方不如我们，但是这一点比我们强太多太多了。我们是怎么说呢？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过去的，噩梦醒来是明天，结果我们就不会去用爱来固守。我们甚至就会和苦难去同流合污，我们甚至想，我把它一刀砍掉，然后尽快一点儿走向幸福不好吗？西方告诉你的，是一个绝对真理，你只有转身，才能胜利。而中国告诉你的，是一个无耻的真理。你只有把苦难消灭你才能胜利。孰优孰劣呢？我觉得肯定是西方的结论正确。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两千年都没有和爱握手，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对于苦难的回应，只有爱才是最深刻的。人类只有靠爱才能存在。爱给人类以存在的力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类住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环境中。我简单用哲学语言讲，就是人类处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环境里，他永远不可能平安无事，他永远会处在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各种各样的挫折当中，这个时候，人类可能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心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与黑暗同流合污。或者他会急躁，他会怎么样呢？他会说，既然黑暗很强大怎么办呢？我把它消灭掉，我耍阴谋诡计消灭它，我装嫩我装傻我装小，然后我把它消灭掉，这不就是这个越王勾践的办法吗？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西方人为什么不这样做？西方的古希腊是很伟大的，但是西方的古罗马出来以后，把古希腊文明整个儿地埋葬掉了，然后西方用1000年去反省：为什么西方会犯下这么大的罪恶？西方人真老实啊，反省了一千年。最后知道了，爱，战无不胜。其他的东西都全若尘土，只有爱是最伟大的。一千年以后，你看看西方在大步如飞，现在把我们甩了有多远啊？以后还会甩得更远的。因为我们从来不反省。我们从来就“噩梦醒来是明天”，包括文革，结束以后也都说，哦，忘掉文革吧，赶紧投入新生活吧，怎么可能呢？以带罪之身，还想立什么未来之功，怎么可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待罪之身，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在文革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人，也都有罪。像我们这些人还想创造未来？我觉得，如果不自觉地忏悔自己，那是根本就没有希望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知道，永远的苦难只能用永远的爱来回报，而爱是什么都不承诺的。它只给你一个方向。只给你一个道路，但是方向和道路就是一切。因为你想想，你没有南辕北辙啊，你的方向没有错，你的道路也没有错。你可能走得慢一点儿，那有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最大的不足却就是每一个人都拿自己的生命来衡量历史。他等不及，他会觉得，我干嘛放过他，我放过他，他会反过来把我整死的。我干吗不反抗？他就没有反过来想，你尽管失败了，但如果你坚持了正确的方式，历史无疑会怀念你。所有的人都会因此而放弃这种方式，你因此而更伟大。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计算这个，他说，不行，我就拿我的得失来衡量这一切。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互相之间很残忍的这种争斗状态，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先放手，全民族就有可能都从这个链条里挣脱出来。问题是谁都不肯先放手。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在说：他先放嘛，干吗要我先放呢？他先不害我，我再不害他。这不就是所有中国人的思路吗？那你为什么就不能转过身去面对爱，去面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我虽然在这个世界里失败了，但是人类会评价说，我胜利了。未来会评价说，我是伟大的。这样你不是更伟大吗？可惜，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这样计算一切。
所以，我才一再说，正是苦难的不可战胜，才需要不可战胜的爱。正是永远的苦难，才需要永远的爱。这是一种人性的伟大想象。一个民族的文化，它是高还是低，主要的指标在什么地方呢？在几年以前，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时候，我在其他学校演讲，曾经造了一个词，叫“人性的想象”。我觉得一个伟大的民族，它应该是具有很伟大的人性的想象的民族。你比如说西方的飞机是怎么造出来的呀，你以为是像中国人那样以为我造成个飞机就能赚钱，所以才去把它造了出来吗？错了。西方的两兄弟只想了一件事，人类为什么不能更伟大一点呢？为什么就不能飞呢？就是这么一个理由。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你以为他是想上职称吗？想发表论文吗？不是。爱因斯坦说，任何一个大科学家到了最后，他都会有宗教精神。它都会具备一种博大的爱，为什么呢？是爱的力量推动他去想象的啊。本来人类不能够飞，现在能飞了；本来人类是不能够跨过重洋的，现在可以了。所有的不可能都成为可能。那你怎么就能够相信说，人性的黑暗的不可能获救最终就不能够成为可能获救呢？所以，很多很伟大的爱的圣徒和爱的圣女，他们都坚信，尽管现在人性的黑暗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我先放手，即使你先把我消灭掉，但是历史终将证明，因为我的努力，人性的黑暗的改变成为可能。我觉得，这就是西方人想得比我们更远更透彻的地方。例如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早期基督徒是怎么用宗教精神战胜古罗马统治者的？就是让你去杀，你杀多少我还是前赴后继地让你杀，杀到最后古罗马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杀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知罪了。结果，恺撒的罗马因此而消失，而爱的罗马却到现在还存在。我经常强调，这就是一个辨证的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相信，我们就会认为，黑暗太过强大了，我们根本无能为力，包括鲁迅也是这样认为。他认为黑暗太过强大了。但是，我们在现代世界看见甘地用他的不抵抗精神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我们在现代世界看见马丁·路德·金用他的不抵抗行为实现了美国的种族平等，我们在现代世界看见曼德拉用他的不抵抗精神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南非，那我们为什么竟然就认为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呢？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相信，只有枪杆子里面才出政权呢？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文化里缺乏这种可以被称之为“钙“的东西。林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不关心事情是否成功，我关心事情是否正当。而且，他强调说，要争取自由，必须付出血的代价，那就流我们自己的血，……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拿破仑强大不强大？但是法国人认为谁是法国人的心灵的拯救者呢？是雨果！斯大林强大不强大？但是俄罗斯认为谁最终地拯救了俄罗斯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那个被沙皇假枪毙，一枪打得他瘫在那儿动都不会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个弱男子，但是他的精神力量何等伟大？而这一切的出现，就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精神的资源。所以，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华丽的转身。
你往何处去？这是一个问题。
因此，我们一定要换一个眼光来看历史，否则我们中国人就永远不肯最先放手，永远会把对方当蛇，把自己当农夫，尽管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是蛇。可是我们中国人坚持说，我是农夫，是蛇先咬我的。你看看所有的中国人的自述都是这样，写日记啊，对人诉苦啊，都是这样写、这样说：我本来对他很好，他先对我使坏，其实你在那之前可能也先害过人家啦，你你自己不承认就是了。因此，你先松手不行吗？但所有中国人都不肯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呼唤这个华丽的转身。不妨设想一下，站在海边看大海，你会看到波浪起伏、凹凸不平，但是站在高山上再看呢？竟然就海平如镜了。为什么呢？高度变了，是不是？你要再站在太空看呢？那珠穆朗玛峰和南京的紫金山又有什么区别？那个时候你还觉得，你的弄个什么处长，弄个什么教授，你的弄个什么什么万贯家财还很重要吗？不重要啊。所以，你必须要转身，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谁在给你分出高低？凭什么你能够被评价为高，评价为低？可惜我们中国人站得太低太低。在中国人站的这个高度，是没有办法评出是非优劣的。所以我们必须提升自己去面对一个更伟大的东西，我们要这个更伟大的东西来评价自己。要知道，在这个更伟大的东西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小的东西，也许很大；大的东西，也许很小。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平时忽略的东西，可能很伟大，而我们没有忽略的东西，我们很重视的东西，也可能很渺小。例如，我们发现，西方人有钱一般他都捐出来。可是中国哪个有钱人发表过类似比尔·盖茨的宣言啊？比尔·盖茨早就说过，我的钱死后都要捐出来。为什么呢？他把那个钱看得很渺小。他要的是上帝怎么评价他。而我们呢？我们要的是别人说我好，所以尺度真差太远了。所以，我们要先想办法让自己伟大起来。让自己深刻起来。让自己高尚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还很艰难。不过，中国人却也毕竟开始有所觉悟。我举几个眼前的例子：
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家，尽管现在跟林昭比，我觉得未必就有林昭伟大，但是我们过去一直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唯一的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是他，他叫顾准。一个民间流传的版本说：文革结束后国内的学者到国外开会，国外的学者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思想家，你们有什么脸来开会？所有的人鸦雀无声，只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叫李慎之，想了一想，站起来说，有一个：顾准。其实，我们还有林昭。她虽然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林昭就光那句“不许江山私帝王”一句话就足够了，足够足够了，更不要说她提出的要用爱来回报恨，也更不要说，她追问我们全中国人民的那句“这怎么不是血呢？”这些东西足够一个思想家的分量了。不过，这些都已经是另外的话题。大家只要知道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家就可以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顾准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的子女，都背叛了他。他的妻子也跟他离婚，他想去看他的老母，他的老母也不让他来。为什么呢？他是反革命啊，怕因此而影响他的子女的前途。结果，他到死也没有见过他的亲属。到了1982年，他子女开始反思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个时候顾准名声已经开始大振了嘛，他的子女把他的书稿要去，并且仔细地看了。然后，他的女儿亲笔写了一个读者附记。她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唉，这么一个可敬的人物，他儿女在很长时间内竟然都没发现，还要在事后去“逐年追踪”他的“一生”，这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吗？“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很有意思。是吧？我们做了些什么呢？“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太久，搞技术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我觉得，这样的女儿还是不错的，是对得起她父亲的。因为她已经在考虑自己的根本失误。与这个例子相关，还有一个例子，大将罗瑞卿的女儿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反思，罗瑞卿的女儿写文章写得不错，叫点点。我们知道，罗瑞卿本人是地主出身，但是他很绝情，从来不认他的那些地主的家属。她女儿后来就开始反省罗瑞卿的这个表现，因为这个反省，我觉得他的女儿比他的水平还高，她说“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的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罗瑞卿的解放以后和地主成分的四位祖辈划清界限、最终导致老人在三年大饥荒及随后的政治浩劫中死于非命啊。而她的女儿终于开始反省：“我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落了人的基本感情的呢？”这句话问得真好！
可惜，比起西方，我们还差得很远。
中国有几个人偷渡到了英国。在闷罐车里被闷死了。中国官方不但不去悼念，而且反过来严厉谴责，并且声称要打击偷渡。中国人说，他丢了我们的脸，死有余辜。但英国人怎么做呢？英国人就自己去悼念这些中国人。甚至很多孩子都去参加悼念。他们点着蜡烛，为那些孤苦的灵魂祈祷，他们拿着中国人制造的玩具说，这些死难者，或许就是为我们做过玩具的人？想想真可怕，由于我们中国对小孩儿的教育在长时间里都没有爱的教育，而只有怎么成家怎么发财怎么出国的教育，因此我们的孩子就很难像英国孩子那样去做。还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凶手在南京的金陵御花园杀了德国的一个经理。他是个未成年人，17岁。结果被判重刑。但是德国家属却站出来，要求为他减刑，按我们中国的话说，死有余辜啊，千刀万剐也不过分。大家知道什么叫千刀万剐？知道的话，就会知道中国人残忍到什么地步了。什么叫千刀万剐？他把你弄一个网裹起来。一裹以后，整个儿的皮肉都被裹成一个一个方块儿了嘛，他就算好，几分钟割一刀，几分钟割一刀，割够一千刀，就是这样让你慢慢疼死。这就是中国人。必须承认，中国人在发明这种冷漠的杀人的方法方面是有着极大的聪明的。所以我建议中国四大发明改改，再加一个，是五大发明，第五个就是如何杀人。再说那个德国人的家属，他却要求减刑，南京市公安局自然不同意，说这怎么能减刑呢？我们要保护你们来华经商的安全。可是那个德国人的家属说，我宁肯不要这个安全，我要他的生命。我不想掩饰，当时看到报导，我就觉得，我们离西方，真的还差得太远。
还有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真实的故事。我们借此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无缘无故的爱。玛丽亚塔·杰埃格带着小孩儿在暑期野营。结果小孩儿找不到了了，后来发现，被坏人杀了。再后来好不容易把坏人抓到了，这个女人在法庭上却替他辩护，说判个无期就行了，不要判死刑。为什么呢？在法庭上，柔弱的玛丽亚塔·杰埃格是这样说的：
我承认，象安·柯莱瑞的三兄弟的那封感人至深的《致卢刚的家人》的书信一样，这段话也让我热泪盈眶。
我最喜欢的例子是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是西方爱的无缘无故爱的典型，她一辈子就是为人类贡献爱。令人难忘的是，她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一出门就问，哎，这个奖牌到哪儿可以卖啊？我要去买鞋，送给受难的人，可她自己却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个地方去，连战争都不敢再打。她到了南斯拉夫，当时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吗？她去了以后，两边一听说她来了，就都马上停战，让她安全走过。因为两边都尊她为爱的圣女，这很不简单。她把妇幼儿童带走以后，两边才又开打。在中国你想想，可能出现这样的事吗？不可能的啊。所以西方的战争比我们的战争都要更有人性。她死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当场下跪，包括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的时候，两边儿的楼上的印度人飞奔下楼，因为哪一个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飞奔下楼统统跪在地下，你还说爱的力量不伟大？你还说革命能够拯救人类？我觉得在这个特蕾莎修女面前，我们应该羞愧。我觉得我们应该羞愧。
那么，什么叫无缘无故的爱呢？它不是以对象为转移的。它不是一种刺激反应，而是一种内在需要，你就是因为爱这个世界，你才做，这个世界给不给你回报，无所谓！这就是爱。按照世俗的理解，爱是一种牺牲，因此是有条件的。也因此，这种袄肯定是要回报的。但是实际上爱却是没有回报的。所以西方早就把爱和被爱分清楚了，也早就把爱和施爱分清楚了。中国人怎么说呢？“因为我被爱，所以我爱”，你爱我因此我才爱你，你不爱我，那我就不爱你，甚至我就要杀你，或者我就要跟你分道扬镳，相忘于江湖。西方人怎么说呢？“因为我爱，所以我被爱。”中国人怎么说呢？“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西方人怎么说呢？“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需要你”。这就是爱。这种爱是太隆重了。它需要非常高贵的出场。但是它又是最重要的人性的尺度。因为它在最不高贵的世界上，实现了最最高贵的使命。没有什么比它能更彰显人之为人的根本力量了。中国人对这样的爱永远很难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为什么呢？因为爱就是爱，爱不需要理由，爱本身既不需要“缘”也不需要“故”。因为它并不跟黑暗对等。它在黑暗之上。而且，就因为它在黑暗之上，所以才能战胜黑暗。上一讲我讲到了鲁迅的最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就可以弄得更清楚了。他是把光明和黑暗对等，把爱和仇恨对等，可对等的爱就不是爱了。对等的光明就不是光明了。如果光明是在黑暗之上的，如果爱是在仇恨之上的那就对了，可惜鲁迅没有转身。他而且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转身。而林昭的成功，则并不是因为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什么，而是因为她做了很好很好的什么，那就是她为我们这个民族提供了一个最新的发展可能，这就是：华丽的转身。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转身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在两千年里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圣人屈原，我们的圣人王国维和鲁迅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一个年轻的女性，她的实践却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启示。原来，其实我们可以用转身的方法来解决。那么，转身的方法的美学依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爱是人的一种内在的需要，所谓内在的需要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人是高于其他的动物的。如果你相信人的可贵就在于能够做到他希望做到的那些美好的一切，那你就要相信爱的力量。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叫：爱里没有惧怕。就是说，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反过来说，有了惧怕，就没有爱。里尔克对此的阐释十分精彩：“我们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们的世界，因为它并不敌对我们。如果它有恐惧，就是我们的恐惧；它有难测的深渊，这深渊是属于我们的；有危险，我们就必须试行去爱这些危险。若是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按照那叫我们必须永远把握艰难的原则来处理，那么现在最生疏的事物就会变得最亲切、最忠实的了。……也许一切恐怖的事物在最深处是无助的，向我们要求救助。12 ” 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所畏惧的或者说不知道“怕”字怎么写的，就是林昭，因为林昭她竟然能够主动地面对那些伪丈夫，她是弱女子，她主动地面对那些伪丈夫。她说，我宁愿被你们关在监狱里，我宁愿把牢底坐穿13 ，为什么呢？她就是要证明：人间的爱的力量的伟大。这种爱的力量，它的成功不表现在一人一事，或者说是一国一地，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它表现在人类最终会胜利。它表现在人类在最终是必然会取胜的。而这种取胜对于人类来说是尤其重要的。所以从表面上看，就个别人来说，他是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还手，没有复仇。因为他坚持的东西，导致了他付出很沉重很沉重的代价，但是人类却因此而胜利了。而且，因为人类在这种胜利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所以我把这样的东西叫做“更高的获得”。我们看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专门告诉我们说，获得世界的方式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地战胜恶，真正地在这个世界上取得胜利的唯一的方式是什么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只有爱。爱的方式，是真正的获得的方式。在这个方面，我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在第一讲，曾专门讲过安·柯莱瑞的三位兄弟的那封信，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美丽的结尾，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则是颇具鼓舞性的结尾。因为我们中国人经常是在那种你死我活的竞争当中的链条当中决不肯率先脱手的的人，我们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做不对，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做太卑鄙。但是你让他先放手，他却绝对不肯。他说，那你让他先放手啊，我要放手，他却置我于死地怎么办呢？因此没有一个人肯先放手。而三个美国人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他姐姐根本就是被无辜地杀害，但是他们却仍旧传播爱的力量，而不是恨的报复，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爱荷华城，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叫《爱城故事》，他记载了这件事情的结局。枪击案震惊全国，其实其中最担心的是谁呢？是这个小城的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中国学生本来就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嘛，所以仇恨很快就浸透了这个小城，但是安的三个兄弟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了中国留学生，他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绝对信任。结果他们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看到了爱的力量，最后，所有的中国人都因此而感觉到了自己灵魂上的提高。这个中国留学生说，“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他说，因为有了这个故事，爱荷华城应该改名为“爱城”。最后他的文章的结尾是：“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为什么他能够不是昨日的我呢？就是因为安的三个兄弟用爱的力量拯救了他。这就是人类的一种更高的“获得”。
西方有个很著名的诗人叫做里尔克，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诗，我很喜欢，他说：“大地：亲爱的大地！我热爱！我要！”实际上，这就是指的爱就是愿意去爱，它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中国人总是给它找一个理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总是生活在一种不安全的环境里，我们有一种惧怕，如果没有这种惧怕，如果你坚信爱是最终要胜利的，那你就完全可以率先放手，我觉得林昭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她率先放手了！她总是要问，这流的怎么不是血呢？她总是要去思考：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不流血的方式去推动历史的进步呢？结果她找到了。这就是爱的方式。二十世纪中国特别喜欢采取的方式是仇恨，是报复。但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的实践，包括二十世纪全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好的方式只有爱的方式。所以，我们说，二十世纪最差的方式是革命，人类付出最大代价取得进步最少的，就是革命。我们中国二十世纪基本上是革命的一百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其实本来我们可以走得更好，其次，二十世纪比较差的方式是改良，而最好的方式却是改革。改革就是大家一起商量怎么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无疑，改革的方式是最接近爱的方式的啊。
三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新的人物，就是海子。
我首先要跟大家一起确定一下发音，你不要发成海子（“子”读重音zǐ），因为他不是海的儿子，他是那个高原上的那个湖泊，因为海子特别喜欢西藏和云南这些边远的省份，他的这个名字，实际上来自海子（“子”读轻音zi），我们不要异想天开说，哦，他命名自己为大海之子，所以叫海子；那，对我们的同学来说，就是很大的笑话。
我之所以又选择了一个人来讲，还是因为要用我的方式来讨论美学。我说过多次了，我觉得讨论美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理论的方式，那就是“自己讲”，我上来就讲，我们这个美学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是实践告诉我，这种方式是最愚蠢的方式，因为别人会很简单的不同意你，而且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你又不是康德，你又不是黑格尔，你又不是尼采，凭什么你说什么别人就信什么呢？尤其是中国人，你说什么，他本能就抱一个怀疑态度，抱一个批判态度，对康德对黑格尔还这样呢，对你潘知常就更是这样了。所以，我现在上课就变了一个方式，我用文本讨论的方式，我们学一学陈寅恪先生，也学一学海德格尔，我们看一看，在我们前面，谁比我们走得更远。我们先找到那个走得更远的人，然后我们想办法比他走得更远，我们不就进步了吗？这就是做学问。我跟我的学生说，做学问是很简单的。做学问就需要两种能力，一种能力你要找得到谁比你跑得更快。他一定要是跑在第一的，你不要看错了，跑在最后，你以为他跑得最快，那就糟了。那么第二，你要争取在最后比他跑得更快。在这中间的漫长过程则都是跟着他跑，你找到那个跑得最好的。然后你让他带你跑，跑一二十年，跑二三十年，反正到最后，你会突然发现，你比他跑得快了。这就是做学问的一个很正确的方法。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为中国的二十世纪，或者我为中国美学的新百年，新千年又找到了第二个代表人物，那就是海子。
前面已经讲到林昭，我说，她的最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在美学上或者说在文化上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为中国的思想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而海子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在这个新的可能性方面，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也就是说，他把这个新的可能性，把这个爱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非常成功的美学实践。所以，我们就应该去看一看，他是怎么实践的。他是怎么成功的，然后我们再考虑怎么去做才有可能比他做得更好。
诗是海子全部的生命意义：海子用生命写诗，诗是托举海子飞翔的翅膀。
海子是安徽人，一个农家子弟。这个人，我个人觉得上帝派他来就是写诗的。因此我也没有别的话来描述了。大家知道啊，农村出来的孩子，学习环境相对来说就比较差一点儿，是吧？接触的东西也要少一点儿，是吧？但是海子的才华几乎就不可想象。他们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十五岁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你想一想，是老师教得好？是他的学习环境好，都不是！只有一个原因，我觉得他就是天才。我这样说，当然是过于绝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类历史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老师经常教你们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厚积薄发，一定不要轻易地写文章。一定要积累很多很多知识。但很奇怪，林昭积累了什么知识啊，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但是到现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没有办法跨过她，你不经过她，你根本就跨不过这个世纪，因为这个世纪有谁比她跑得更远呢？那海子就更奇怪了。他死的时候，也就24岁。他的年龄大概比你们就稍微大一点点儿，但是他已经惊天动地了。所以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不要把年龄的界限看得太神圣。不要总说，我们还年轻，我们要积累，在你还在积累的时候，别人早就在创造历史了。海子不就在创造中国的历史吗？
海子是学法律的，毕业以后也分到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公共课，但是他的擅长却是写诗。在这里，跟鲁迅跟郭沫若跟这些人比一比，跟王国维比一比，你就会发现其中有个共性存在。就是这些人都一天也没有学过文学。海子也如此，可是业余写诗就写成了中国最好。而且，他写诗的时间其实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几年，大概不超过十年，但是，他写诗的贡献却超过了一百年。
那么，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
海子写诗的时候，国内诗歌界并没有承认他。后来有些人说，他因为自杀，结果弄得全国都注意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以诗人身份去主动自杀的。全国都因此注意他，结果，促成了他的名声。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不太可能，我们起码不能这样说屈原吧？我们不能说屈原出名是因为他主动往河里一跳，是跳出了千古的名声，对不对？我们可以想象，在屈原之前之后，大概很多人都跳进去了，但是并没有出名，白跳了。只有屈原一跳，跳出了名声，因为他先有《楚辞》，后有跳河。我想，海子应该也是这样，先有他的不朽的诗，然后才有了他不朽的自杀，否则，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里，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海子1989年死去，2001年就得到了全国的公认，得了文学的最高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这个奖是级别非常高的。因为他是跟食指一起得的，这就更值得尊重了。食指，大家知道是朦胧诗的主要代表。后来得了精神病，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住着。但是，他在共和国的诗歌史上地位是非常高的，海子能跟他的地位放在一起，应该说是地位很高了。这也就是说，他自杀十几年以后，他的诗歌史上的地位就开始被确认。
那么，应该如何来把握海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呢？我觉得，海子也是一个走出大观园的宝玉。但是我们已经不好用宝玉这样的名称来称呼他了。因为他的主要的贡献全在于他是一种实践，也就是说他把我们朦朦胧胧看到的那种美学的可能、那种美学的希望，都落实在了他的美学实践当中。所以，他是一个美学实践中的成功者。他不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那种走出大观园的探索者，比如说王国维，比如说鲁迅。我在前面几讲里已经反复强调，从屈原到鲁迅，就一直在呼唤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始终没有落实，就是在一百年的文学实践里也始终没有落实。鲁迅期待着什么呢？鲁迅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跟海子差不多大的时候，就写文章说，他希望新中国出现什么“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 和“新生之作”，“撄人”就是感动别人，能真正感动别人的作品，他说中国作品从屈原，一直到他鲁迅以前没有谁的作品能感动人，所以鲁迅说他呼唤三种作品，就是“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和“新生之作”，而我觉得这三种作品的代表就是海子。所以，他的成功，应该说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用最短的生命历程就成功了。但是他的成功也很艰难，因为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我们等了一百年。可是，鲁迅在世纪之初的呼唤，海子在世纪末才得以实现。
海子的成功，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问题上。
第一，他对于中国美学的缺点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应该说，在他之前，没有人能超过他，或者说，没有人比他认识得更清楚。当然我们现在来讲美学课，我可以给大家讲清楚。但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尤其是在海子那个年龄，他对中国美学的那个根本缺点的洞察，应该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海子的诗以及他的几篇文章，都非常强调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美学事实上已经没有新的发展可能了。中国美学最大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鲁迅批评的，不感人。而且，也是颓废之作。海子的理解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美学贡献的其实是一种消解苦难的方式，也就是过去我常跟跟大家说的“逃避”。这种逃避苦难的方式使得我们中国的文学从来没有触及到生命的本来面目，也从来不敢面对真实。我们知道，人类的审美活动，人类的文学作品，永远是人类的精神历程的见证，它只见证两个东西，一个是爱的见证，第二个是失爱的见证。在人类用爱的力量去拯救世界的时候，它见证这种伟大的力量。当人类失去了爱，陷入了悲剧和苦难的时候，它见证这个失爱的悲剧和苦难。其实，最深刻的审美活动，最深刻的艺术，无非就是这样一个基本内涵。而中国美学呢，我在第二讲《失爱者的哭泣》中剖析过，是不以美为美，不以丑为丑，不以悲剧为悲剧，什么意思呢？它不敢去见证爱。它也不敢去揭示失爱。中国美学是怎么做的呢？有一次，我被江苏国画院院长赵绪成先生请到国画院去给画家讲美学——“中国画的审美空间”，我当时就讲了一个基本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画的发展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在人类的审美实践当中，不是一种正常的审美方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逃避现实，逃避苦难。什么叫逃避现实逃避苦难呢？当时我就讲了中国美学的两大缺点。简单说，美学它见证爱和见证失爱，只有两种方式，简单地说，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叙事的方式，就是小说的方式，一种是抒情的方式，就是诗歌的方式。或者以叙事的方式，以再现的方式去见证爱和失爱，或者以抒情的方式去见证爱和失爱，西方的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的，是悲剧他就写成悲剧，是喜剧他就写成喜剧。不管是抒情的方式，还是叙事的方式，他永远是真实地去面对生活本身的。而中国美学不是，中国美学当它在用叙事的方式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把叙事改成了解释，他不断地去解释这个事情，比如说一个事情发生了，他本来是必然的，他把它解释成偶然，本来这个事情发生，是有很深刻的原因的。他把他解释成皇帝昏庸，或者是弄臣捣乱，或者是命不好，总之，它把一个必然的，无缘无故的苦难，解释成了一个偶然的有缘有故的苦难，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在叙事方面的最大的缺憾。你看一下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它为什么不是非常感人？我们在里面学怎么勾心斗角，怎么杀人越货，怎么杀人放火，那你确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你去学一学做人的道理，《三国演义》什么时候给你讲过呢？《水浒》什么时候给你讲过呢？他讲过爱吗？他只讲恨。他讲过怎么做人么？没有讲过，他只讲过怎么做忠臣、怎么做暴徒。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对于真实的苦难的逃避，他用解释的方法，把苦难曲解掉了。这就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缺点。第二大缺点，当中国文学在抒情的时候，它最大的缺点是，西方是直接地用抒情的方式来面对爱和失爱，而中国呢，是用退到一边儿“吟咏”的方法去感叹去忧伤，这种感叹和忧伤上次我讲《红楼梦》时候给大家讲过，叫，躲在一边儿“掩面而泣”。中国讲的“诗咏怀”，中国讲的“吟咏”，中国讲的“意象”、中国讲的“趣味”、中国讲的“意境”，都如此。这么多年来，没有人真正指出过它们在美学上的最重大的缺憾是什么，其实，它最重大的缺憾就是，把对于事实的揭露，对于事实的抒情，变成了一种局外人的感伤。所以中国的所有的诗人都不是项羽而是作壁上观的北方诸国。你看看，真正遇到了战争，中国人习惯了作壁上观，那就相当于诗人的位置，本来苦难是现实的，他不是置身于苦难，他去吟咏，他去感叹，说，哦，多苦啊，多令人感伤啊，不是这样的嘛？例如，你看看中国哪一个男人有爱情，只有当没有爱情的时候，他才开始怀念爱情，所以中国的男人都是周朴园，《雷雨》里的周朴园，清一色的周朴园，在面对真正的异性的时候，他没有爱的欲望，也没有爱的能力，当失爱的时候，他去感伤，去后悔，弄一个房间怀念她，到他昔日的情人真的来了，又赶紧要撵她走。这就是中国男人最出色的表现。而这两条道路，就导致了中国美学的必然失败。它的命运只有一个，就是失败。而要走出失败，就必须把吟咏换成介入，把作壁上观的抒情变为参与生命进程本身的抒情。在中国，谁迈出了这最重要的一步呢，在诗歌方面就是海子，在小说方面，至今也没有人。在小说方面，在一百年里，我没看到有哪个人迈出了这一步，哪个人也没有！鲁迅不是，钱锺书更不是。钱锺书也是逃避。所以，中国美学离美学的真正要求差得还很远很远。
下面我们再来看海子就会看得比较清楚了，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知道了我们中国美学的根本缺点。“黑色并不幽暗/白色并不贞洁/红色并不燃烧/树林/假假地流过/吃尽浊泥的人/把一切/挡在面孔外面/沉了太阳，沉了灰烬/默默的水一流万里” 14 。那么，生活的灾难呢，只是作为历史的修辞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罪恶被他者化，被社会化，而每一个人就都成了局外人。都可以作壁上观。他都去解释历史现象，或者说他都去吟咏历史现象，所以中国所说的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真的很无聊，你看他真是忙得很啊，一会儿跑到前面，一会儿跑到后头，他就不肯站在当中，就不肯介入。而西方最典型的象征就是耶稣，他前面也不跑，后面也不去，什么地方有苦难？他一句话都不说，就说：我替你钉到十字架上去吧。我们知道，中国没有这样的文人。中国的文人都是跑前跑后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想想海子，我们就知道，他确实非常深刻。他说：
很少有中国人发现这一点，我们写的诗都是易朽，而不朽的诗呢，从海子开始。所以，在海子的诗中我们发现，他对中国诗歌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批判，第一个，他首先指出，“东方诗人的苍白孱弱的气质” 16 ，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我们就觉得屈原、杜甫、李白伟大得很，到了海子却根本就看不上，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说东方诗人是“苍白孱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什么叫陶醉于自己的趣味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所有的事情他都变成吟咏，他躲在一边吟咏，看起来他很关心国家大事，其实叫他拔一根汗毛他都不肯，这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趣味”。所以海子说，这样的一种诗歌，是不关心生命存在本身的。他并不关心生命存在本身。他只是吟咏这种存在。他永远是一个局外人，永远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境地，然后来可怜老百姓的灾难，这跟西方的那种审美，是有天地之别的。
海子批判的第二点，就是东方诗人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美学习惯，就是他把一切变成“趣味”。我刚才说了，审美活动就是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但是在中国审美活动都变成了什么呢？都变成了一种对爱和失爱的吟咏，就是把那种很庄严的很神圣的审美活动变成了一种趣味。这种趣味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诚实的审美。所以你看看鲁迅怎么说，鲁迅说中国文学是“瞒和骗”的文学，鲁迅说什么时候把瞒和骗的大旗撕毁，然后直面人生才会有刚才说的 “沉痛至大之声”、“撄人之作”和“新生之作”。其实，鲁迅也是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掩耳盗铃啊。
海子的第三个批判，我希望大家注意，海子发现，中国诗歌最大的缺点在于，它太关注意象。你看他写什么诗都是用意象说话，从来不老老实实地谈他的看法。我2005年出了一本书，是研究王国维的，我觉得我研究中国美学这么长时间，到写这本书，我才真正看清中国美学的缺点，什么缺点呢？它把爱和失爱的事实变成了一种旁观的意象。它堆砌的都是意象。实际上中国人学会了用意象说话，就是为了逃避说话和不敢说话。生活中的灾难，你为什么总是不面对呢？为什么总要变成意象呢，面对生活中真正的快乐你不敢快乐，面对生活中真正的不快乐你为什么也不敢不快乐？在这背后，就隐含了中国实际上根本不敢见证爱，也不敢见证失爱的秘密。所以，海子的第三点批判，就是发现了中国美学的这个最大的缺点，这就是意象。海子怎么批评的呢？他说“必须克服诗歌的世纪病”，“必须克服诗歌中对于修辞的追求”，“对于视觉和官能感觉的刺激，对于细节的琐碎的描绘” 。17
海子的第四点批判是什么呢？他强调，和中国美学相对，“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18 ”何谓修辞练习？例如写月亮，我不说月亮，我说什么“望舒”等等，总之就是在进行修辞练习，但实际上其中一点真实的感情根本就没有，海子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这就等于否决了中国两千年的诗歌实践，因为中国两千年的诗歌实践，说穿了就是换一个说法，说月亮我不说月亮，说一个别的，然后看谁想得最巧，看谁想得最让人耳目一新，那么谁就是好诗。实际上，他是把审美活动当成了一种修辞的训练，他没有当做一种直面生命存在本身的伟大的精神活动。所以，海子很不客气地说，他要走什么道路呢？“直接关注生命存在的19 ” 中国新诗的自新之路。这句话，在他之前我没有看到哪个中国文人说出来，尽管有很多大文人，什么郭沫若之流，但是，有哪一个说得有他好呢？你看郭沫若写了些什么啊，文革时候，他写过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江青一被抓，他又写什么“万恶四人帮”如何如何，这还能叫诗人吗？这就是修辞啊！就是一个修辞文人，也就是谁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而海子说诗歌不是修辞，而是烈火，我觉得在中国美学史中是前无古人的。而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首诗，他说：“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20 ” ，我觉得海子就是一个没有前所未有的“举火者”。他在这首诗里一再提醒“此火为大。”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也就是说，他要完全扭转中国美学的抒情方向，不再走“吟咏”的道路而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也不再走把火种变成灰烬的道路，而要走上把灰烬变成火种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就是海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他说，“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应该说，至此他已经把对中国美学的根本缺憾和寻找到的新的道路完全清楚地说出来了。
顺便说一句，因为海子太年轻，因此有人认为他不足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包括我过去也有这样的“不好意思”。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必须服气。历史是不考虑年龄的。李贺不也就二十几岁吗？而且很多很伟大的人物我们是没有办法计算他的年龄的 ，我们只能算他的精神年龄，他在精神上现在还在活着，林昭现在不还活着吗？海子现在不还活着吗？他们的精神历程一天不被我们超越，他就一天还活在这个世界。如果永远不能被我们超越，对不起，那他就永存了。所以鲁迅经常说，我希望我“速朽”。问题就是，为什么鲁迅总是不“速朽”？就是因为在鲁迅旁边都是“速朽”的我们啊，我们还活着都已经“速朽”了，那鲁迅怎么能“速朽”呢？所以，如果让我们为海子做一个定位，我愿意说，他是一个诗歌烈士，他是一个“太阳之子”，他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上一个世纪的最后的抒情少年。我们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抒情少年，我们见惯了说假话的，动不动感伤、动不动咏叹的一代又一代的狗屁文人。如果没有海子，我们的中国美学就没有高度。就好象没有林昭，我们这个世纪就简直太丢脸一样。所以，在第一个问题上，我首先要说海子洞穿了中国美学根本缺憾，这，是他的第一大贡献。
第二大贡献，在于他找到了新的精神资源。我在这次上课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过多地跟大家讲精神资源的问题，但是我想简单地重复一下，我们中国的青少年为什么总是不成功？我们可以说是教育的问题，或者什么什么问题，确实都不错，但是我觉得首先和我们精神营养的来源完全错误有很大关系。我们吃的东西没有营养，甚至有点儿毒。你还想当大师，你还想有贡献？可能吗？不可能啊！海子临死的时带的四本书：《圣经》、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精神营养的来源。而我们现在所看的很多的书，都实在不怎么样。第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化，儒释道那些东西。这些东西从历史上我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从提供新时代的精神动力的角度，它确实是没用了。靠这些东西，现代化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对不对？西方为什么现代化？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他如果知道了儒释道，肯定会比我们还差。第二种，西方的希腊文化，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这些东西里基本上是理性的东西和感性的东西，但是其中却并不包含西方的最重要的精神发现。我在第一讲《为爱做证——从信仰维度看美学的终极关怀》中已经说过，西方的精神道路有两条。一条路是自性解放的理性超越方式，他考虑的是我借助于理性的力量能走多远，我借助于感性的力量能走多远。一条路是他性拯救的神性超越方式。其实人不可能通过自性拯救，任何的精神的解放和精神的拯救都必须是他性的，什么是他性的呢？神性。神性，是西方找到的真正的超越道路，而这个超越道路，跟西方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关系不大。第三个东西，前苏联的革命文学与革命理论。诸如斯大林手下的一帮狗屁文人编的那个什么《联共布党史》，诸如什么《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学这些东西，你还指望自己有什么贡献？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想成功，如果不知道真正的精神资源在哪儿，你的努力肯定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做正确的事，而不要正确地做事。什么叫做正确的事啊，就是你首先要知道做什么事将来肯定成功，你再做，而不要只是正确地做事，结果南辕北辙，越努力就越失败。你不能觉得你看书了，你就必然学会了什么，错了。你没有看到最好的书，你就等于没看书。或者你越看越糟糕。你还不如锻炼锻炼身体呢，对不对？锻炼锻炼身体还能多活两天。看那些没用的书，看到最后只能把自己看戴了。海子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找到了新的精神资源，他开始从西方的宗教精神里，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这条线去找书看，但丁在里面，莎士比亚在里面，歌德在里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里面，雨果在里面，托尔斯泰在里面，里尔克在里面，荷尔德林在里面，卡夫卡也在里面，等等，其实，西方的文学大家和思想大家基本上都在里面。可我们偏偏不从这里面去吸收资源，那么你还想成功吗？不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海子的朋友骆一禾在评价海子时把海子比喻为取圣杯的年轻骑士。还是很有这个远见的。其实海子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的一个取圣杯的骑士，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鲁迅。鲁迅最后为什么没有“华丽的转身”？为什么最后他的后劲儿竟然没有了？就是因为他的资源不行啊。他接受的资源是西方理性传统的和中国的野史的资源，就是儒释道之外的那些文化的资源，这些资源足以使任何一个人成为叛徒和叛逆者。但是绝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成为一个新世纪的开创者，绝不可能的。所以鲁迅的失败是必然的。而海子在这一点上，和前面我讲的林昭是一样的。我讲林昭时候我没有强调她是个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林昭她本人有点儿政治含义。那个时候我就故意不去讲林昭和西方的宗教文化的关系。但是在讲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海子的成功就在于他敢于去取那个宗教文化的圣杯。他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第一个去取这个圣杯的年轻骑士。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海子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我不妨问大家：未来文化的突破口应该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不要讨论，肯定就在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结合部上，为什么呢？道理太简单了。中国文化演变的过程，就是一个向西天取经的过程，它在过去的一千年里，花了一千年享受了一顿美餐，就是佛教。大家可能记得，中国的一个学者叫黎锦熙，他就总结说，中国人消化禅宗这顿饭，花了一千年。这个过程，可以叫做：西天取经。中国文化之所以后来很灿烂，中国文化在先秦之后到了唐宋之所以又灿烂了一次 ，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与佛教文化的对话。那我们现在问，美学的新百年新千年，跟谁对话才可能更光辉灿烂？那就是和基督教文化的对话，谁做这件事，谁就会被历史把他抬起来，会因为水涨船高而成为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谁不做这件事，就会因为历史的降落而降落。因为历史的水落石出而最后成为历史上的不堪一提的小人物——尽管你现在是个大人物。历史是非常非常奇怪的。我们现在回头看历史，刚几十年，就出了多少名人啦，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名人都很快就会消失，什么样的名人能留得住呢？什么样的名人在几百年以后回逐渐成为名人呢？杜甫在他那个时代是个小诗人。他特别爱慕李白，你看杜甫写了好多首怀念李白的诗，但是李白却很少怀念杜甫。为什么呢？杜甫算老几啊？李白在那个时候多厉害啊，皇帝也叫他写诗，杜甫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待遇啊？但是，历史把杜甫在几百年以后就抬起来了啊。陶渊明也是如此，我在《第二讲 失爱者的哭泣——屈原的“天问”与前《红楼梦》时代的"天对"》中说他用320个字就把中国文化的奥秘全都总结出来了。《桃花源记》厉害吧？陶渊明写的诗好吧？其实陶渊明在他那个时代什么都不是。过了几百年，到宋代才被逐渐抬起来。为什么到宋代抬他？就因为历史在变化，水涨船就高。那么现在要水涨船高，你要以四两拨千斤，那么你要干点儿什么最后你才能成功呢？就是完成和基督教文化对话这个大业。如果你做好了这件事情，历史就会把你举得很高很高。从这个角度去看海子，我们就知道，他最后一次透过《圣经》的文字来吻别世界，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一条荆棘路，也是一条光荣路。我们把他叫做什么啊？天路历程。大家知道，我在《第二讲 失爱者的哭泣——屈原的"天问"与前《红楼梦》时代的"天对"》中讲中国美学的时候，曾经讲过，中国只有心路历程没有天路历程。什么叫心路历程啊，失魂而没有灵魂，看起来也在走路，那个叫心路历程，西方走的却是天路历程。中国的天路历程从谁开始？海子。所以海子就凭这一条，他将来就会被历史抬得很高，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我希望大家能因此受到一点儿启发，知道什么样的人会被历史把他抬起来，所以你以后就会举重若轻，你随便做点儿什么事，你就简单做做，最后历史就把你抬起来了。要不然你累得半死，做了很多很多，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得了，你拿了国家项目，也得了国家大奖，也当了院士。可是过了五十年，哗啦一下子，历史全变了，你的影子都找不着了。掉到那个无底洞里了。中国历史上这种事太多太多了。你看一看历史上，什么当时的大诗人，事后一钱不值的太多太多了。当时不为人所知，最后成为大师的也太多太多了。
下面我讲海子的第三点贡献。我觉得，中国从海子才开始找到了真正的诗性。我在这次写王国维的这本书时，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表述，就是中国尽管是个诗国，但是中国却只有诗歌但没有诗性。我觉得这可以用来说海子所发现的诗性，什么叫是诗歌呢？我们中国人的抒情不是针对生活的，而是为抒情而抒情。是抒情的抒情，是第二落点的抒情，是场外的抒情，这就叫做诗歌。这种诗歌是没有诗性的。这种诗歌它不是人类自身的诗，也不是海子所说的那种人性的大诗。海子的贡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为生命找到了第一个注脚，在没有诗性的精神匮乏的荒原上，海子开创了真正的具有诗性的中国的诗歌之路。这个中国的诗歌之路，我个人觉得确实几乎只能说它是天籁之音，只能说它是神性的歌唱。他说：“我的天空就与此不同，它不仅是抒情诗篇的天空，苦难艺术家的天空，也是歌巫和武人，老祖母和死婴的天空，更是民族集体行动的天空。因此，我的天空往往是血腥的大地。21 ” ，因此，“过去的诗歌是永久的炊烟生起在亲切的泥土上/如今的诗歌是饥饿的节奏”22 。这样，“诗不是诗人的陈述。更多时候诗是实体在倾诉” 23 。这种“生命力的原初面孔”的倾诉“像黑夜里月亮、水、情欲和丧歌的沉痛的声音”。而诗人所要做的“仅仅是用自己的敏感力和生命之光把这黑乎乎的实体照亮，使它裸露于此。这是一个辉煌的瞬间” 。24
我过去一直有一个看法，我现在要纠正，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无诗，中国有诗歌，但是无诗。因为它有诗歌没有诗性，那种诗能算诗吗？我们现在说一句比较狂妄的话，那杜甫的诗就算诗啊？当然，最后中国历史把他抬起来了。因为他在中国美学的角度，他是被承认的。但杜甫的诗，你放在全世界看一看他行吗？某一个诗人一起来就想，哎呀，今天皇帝感冒了没有啊？今天皇帝周围又有佞臣在欺骗他没有啊？你说这算诗人吗？你跟西方的诗人比一比，你看能算诗人吗？跟西方的很著名的荷尔德林、里尔克比，他不能算有诗性的诗人，当然我绝不否认，他的诗歌写得很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中国无诗。如果为了保险一点儿，为了不引起更多的人的反对，我只说：二十世纪中国无诗。这个评价，没人能否认吧？但是在海子这儿，我们必须说，我们错了。诗是存在的。海子自己就知道他的历史使命。所以他才在一首诗里说：“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25 。
海子的第四个贡献，是终极关怀。也就是说，他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美的尺度来见证爱和见证失爱。结果他就开始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见到的美学世界。其实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你会觉得，海子的生命完全就是为最后死亡在做准备。这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一个眼光，我过去常说，只有“向死而在”才会具备生存的真正眼光。这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哲海德格尔的最重大的命题。每一个人，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被判了死缓，而且是不可能改期的，你才知道自己这一生要怎么过。我觉得海子就是“向死而在”，他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压缩在了二十五年。你看他的生命，你几乎可以感觉到，他事先就想，我就活25岁，然后当他回过头来看世界的时候，他对世界的整个的评价就改变了。他就开始学会了一个永恒的眼光，上帝之眼光。他一旦开始用上帝之眼来观察生活，结果生活整个儿地就改变了。这种非常独到的审美方式，我们用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一句话说，就是对于死亡的准备，就是不断地创造自己所留恋的东西。结果，海子生前的每一首诗都是为死亡做的准备。但是恰恰因为他是为死亡所做的准备，结果他的每一首诗，又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新。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从这个角度去看过啊，我们看的就是什么改革开放又取得了伟大胜利，什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等等，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你用永恒之眼来看这些东西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什么胜利不胜利可言，也没有胜利和不胜利之分。真正有区分的是，人性的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了爱，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了失爱。海子找到的就是这个角度。结果他用二十五岁的生命就看遍了世界的爱和失爱，在此之后，又还有什么必要活着呢？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说海子为什么不活呢？他们说，如果他活着，现在就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大诗人，多好啊，有人请他吃饭，有人给他送礼，还有美女天天围着他，他为什么不活呢？他们甚至会说这个人太笨了，奋斗到都不知道去享受。可我的回答是，所以你才成不了名啊，所以你才不是海子啊。他的一生就是为他的死亡做准备的，所以，他就能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就是爱和失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把诗歌当成神话来写，就是当成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就好象乔伊斯把小说当成神话来写一样。
必须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海子很快就意识到了我过去讲的苦难的“无缘无故”的无处不在。当我们还在为苦难找原因，说苦难是因为我没有文化，因此我要上大学，苦难是因为有贪官污吏，因此我要杀尽不平方太平，苦难是因为有资本家，因此我要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时候，海子就开始意识到了苦难的永恒。他开始意识到了苦难的永恒，所以，他说我有三种苦难。也有三种幸福。他的三种苦难实际上就是无缘无故的苦难，他的三种幸福，实际上就是无缘无故的爱。对此，他是说得非常清楚的，所以我给他总结为：永远的受苦和永远的幸福。过去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只有永远的苦难才能逼出永远的爱，对海子来说，他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意识到：苦难是不可改变的。苦难不可改变是海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在诗里，海子用麦子这样的意象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平淡的事实，像麦子生存和死亡一样，这就是一个无缘无故的生命的本来面目。永远都是这样，这是“绝望的麦子”，是“美丽负伤的麦子”，而且永远是这样，它是不能改变的，那么，我们只能怎么办呢？海子的回答是，“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26 ，“我以痛苦为生”。你以为苦难过去就没有了？你以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海子告诉你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没有的。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所以，海子庄严地 宣布：“我不能放弃幸福/或相反/我以痛苦为生” 。27
我以痛苦为生，这是海子的发现。不过，更重要的是面对痛苦时的态度。在传统的中国的儒释道，痛苦会让他逃避，在鲁迅，痛苦会让他去勇敢肉搏，就像堂吉诃德和风车肉搏一样，海子怎么样呢？痛苦会让他华丽地转身。为此，他说自己不得不“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干什么呢？就是把苦难变成爱。这个时候，他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态度。比如，我们看一看，在《四姐妹》这样的诗中他怎样去写苦难。过去写苦难我们是怎么写呢？先揭露苦难，然后我们就很快转向解释和吟咏，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写法。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苦难呢？因为朝廷太昏庸；为什么苦难呢？因为社会很腐败；为什么苦难呢？因为我很倒霉，走路摔了个跟头。一切都是因为碰到了冤假错案，而我们把这个冤假错案纠正过来不就完了嘛？而海子在中国历史上却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头。他不寻找原因，苦难就是苦难。他只是接受苦难，承受苦难，体味苦难，而不去征服苦难，结果被动的苦难、被动地受苦，就变成了主动的吃苦。这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你看他描写苦难，是非常平静的，而战胜苦难的方法，就是华丽的转身，用爱去战而胜之，他绝不会说，我想办法改变现实吧，他绝不会说。
海子诗歌里讲得最多的是麦子和麦田。麦子和麦田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生命存在。海子不是说了嘛，中国诗歌从来是逃避生命的。他说，“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 28 。我就要直面生命存在。他没有借用中国古典的传统意象，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有那么多意象，但是却偏偏没有麦子和麦田。为什么呢？它是吟咏的啊，它不是真正的抒情。海子写，“健康的麦地/健康的麦子/养我性命的麦子” 29 。这真是了不起。中国人喜欢写什么“锄禾日当午”，他教育子孙后代说，你看劳动人民的血汗如何如何，他自己不去“锄禾”，也不去面对“日当午”，都是别人“锄禾”，别人面对“日当午”，然后他躲在一边儿来怜悯。海子就不是，海子就是“锄禾日当午”的那个当事人。而且他绝不抱怨。中国人还喜欢写什么“把酒话桑麻”，这种“农家乐”是陶渊明的发现，他说，哎，哪有什么苦难啊？你看丰收的时候多快乐。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快乐一天，三百六十四天都苦得不得了，中国农民，到现在仍旧是中国最苦的人，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可有谁去真正地揭示过中国农民的苦难呢？在中国诗歌里一看，到处是“农家乐”，真是狗屁！中国的农民是世界历史上最惨的农民，因为中国的土地，它是很贫瘠的。我们经常说地大物博，错了，中国地也不大，物也不博，中国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因为黄河的冲击使得土地的营养保持不住，所以中国必须用一个办法来做：精耕细作。因此中国农民在全世界都是累得要死的啊。这种劳动能是“农家乐”吗？但是你看一下，中国的所有的诗人，哪一个一写到农村不是写什么“把酒话桑麻”？真是狗屁诗人。这种诗歌早应该结束了。而海子是第一个结束者。这是很了不起的。海子在诗中喊出“不能忘记，你是受天父差遣而来的！你本来是为受苦难的”，这才是真正的直面苦难。我们再看，海子说，我们以后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强暴的一团火30 ” 。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后不要再歌颂那种虚伪的快乐，我们要歌颂就歌颂那种生命的真实。直面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海子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难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死亡是事实/唯一的事实/除了爱你/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奇迹？31 ” 这与中国的文人真是区别极大。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文人歌颂的是什么呢？“红太阳”，“红霞”、“朝霞”，改革开放以后歌颂什么呢？“月光下的栀子花”、“三角梅”。海子说，我们“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了，意思是我们不要再生活在这种吟咏的幻想，这种“农家乐”当中了，这种虚假欢乐当中了，我们去实事求是地画橄榄收获，我们去实事求是地画强暴的一团火。这是千古以来没有哪个中国人能说出的声音。他说，我们去歌颂那些“歉收或充盈的痛苦” 32 ，确实，中国就是丰收也很可怜。所以永远是痛苦。所以海子他非常喜欢凡高的《向日葵》，那是一个燃烧的向日葵，那是人的生命的活力的象征，在二十世纪，在人类已经没有了生命活力的情况下，凡高首先让生命燃烧。结果世界被他烧得扭曲，那就是凡高的《向日葵》，我在纽约看凡高的《向日葵》，我坐在那儿看了半天，我觉得背后那种生命的力量，确实让我可以感受到。其实我们在海子的诗里也能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力量。
我们来看一看海子的诗：
（什么陶渊明，什么范成大，等等等等，中国的田园诗人，不都是这样认为的吗？看见觉得“温暖美丽”，海子一句话就把他们写完了：“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
（中国人有哪一个人像耶稣一样敢于站在“痛苦的芒上”？中国人都是躲在一边儿看笑话的啊，都是吟咏的啊。所以，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发现了祖国的痛苦，我回报他什么啊？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为什么啊，因为海子跟林昭有了华丽的转身，所以他可以自豪地说：“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啊）
所以，当海子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后，他就没有再回报祖国以两手空空和一无所有。而在海子之前，包括鲁迅，回报祖国的都是一无所有和两手空空。而他回报祖国的却已经是“放射的诗歌和光芒”。
我还要发一声感叹，世人的温暖，竟然是诗人之痛？我们不禁要问，诗人为何而痛，而我们为什么两千年都不痛？为什么两千年没有这样的诗人？这真是我们很大很大的失败。那么，海子的最大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他找到了比麦子和麦地更温暖，更让人心情澎湃的太阳。太阳对海子来说，是一个发现。他一生都可以形象地说成是向太阳求证生命的朝圣之路、真理之路。这条路是为我们这个民族乃至为整个人类所谱写的《创世纪》。所以，海子说他的诗是“火灾中升起的灯光/把大地照亮” 34 。所以，海子最喜欢的意象，就是太阳。“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再也不会否认/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 35 。这种对于太阳的追求，使得海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知道了，“远方就是你一无所有的地方” 36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37 ，“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38 ，“诗和远方一样”39 。意思就是说，他意识到了苦难的无缘无尽，意识到了这一切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解决，解释吗？吟咏吗？都不行，怎么办呢？只有转身。用太阳的光芒去照亮它。所以，海子最喜欢的诗人就是荷尔德林，为什么喜欢呢？他说“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40 ” 做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必须歌唱的。两千年的中国诗国，有谁发出过这样犀利和明确的声音呢？没有！所有的人都是逃难者，都是逃避者。都是精神上的破落户。而海子却敢于走向太阳。惠特曼有一首诗，我很喜欢，他说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海子说，“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 41 。这其实就是无缘无故的爱。而为什么他会用太阳的光芒去照亮诗国，照亮这个民族的心灵？那就因为，从他开始，“谁在这城里快活地走着/我就爱谁。”所以海子敢于去宣言：“我把天空和大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归还给一个陌不相识的人/我寂寞地等，我阴沉地等/二月的雪，二月的雨” 42 。其实他讲的就是对于传统的那种抒情的摈弃，就是我把这些东西都打扫得干净，这些东西根本就没用了，我要等待一个陌不相识的人。对海子来说，他很明确，等待耶稣。我们不要这样讲得太具体，我们说，他等待爱。等待一个能把爱带来的人。谁能把爱带来，他就等待谁。而我们唯一可以预言的是，这个人肯定不是中国人。所以海子在他的诗里做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寓言。他说，“寂静的水中，我遇见了这只苍老的鸟43 ” ，“苍老的鸟”就是指这个美好的幸福。在另外一首诗里他说，“请你放开她，让她回家 那位名叫人类的少女44 ” ，“少女”，也是指这个美好的幸福。为此，海子说，我“独自一人守侯黎明”，尽管自己是“黑夜的孩子”，尽管自己“内心痛苦甚于别人45 ” ，但是他还要独自一人守侯黎明。等待那个陌不相识的人的到来。也就是等待那个把爱带来的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知道， 海子，给我们做出的最重大的贡献是什么了。因此，我最喜欢他的这几句诗：
爱和失爱。其实，他用他的这个感觉，早就为我们找到了，只不过他是用诗人的感觉。我们现在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要能够准确地把它的内涵说出来。否则你根本看不懂海子的诗。所以我说，这是海子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更是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他站在人类的尽头，凄厉的叫喊，这喊声像一束圣火洞穿了整个黑夜，把许多长眠的死者和睡去的活者一齐唤醒。
这种唤醒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民族的伤口，在他以后，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应该知道疼痛了。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逃避疼痛的，尽管我们遍体鳞伤，但是没有一个诗人发出过痛苦的呻吟。你看海子，他的美学意识多清楚，他写《四姐妹》，他追求四个女孩儿，但没一个女孩最后跟他结婚，都嫌他穷。他回报这四个女孩儿的却仍旧是爱，你看他写的四姐妹，她们都被写成了四个神。他说： 可我们中国的想法就不是这个了，不但要和运货马车一起来，还要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还要再捞一个。所以，有学者就指出，海子的呼唤是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洞察，这里面的雷，实际上是来自圣经里的。圣经讲到上帝的出现的时候都有雷。上帝的独生子耶稣的话也是从雷中发出的。而不和运货的马车一起来，为什么呢？他要和普通人共同面对这个艰难的时世。不和鸟群一起来呢？大家想一想诗经就知道了，周族的祖先后稷就是和“鸟群一起来”的，是吧？他诞生的时候，是鸟用翅膀把他护住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不再和传统文化一起来了。他要和一个新的文化一起来。这种新的文化，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种非常非常伟大的挑战和机遇。
顺便我就要讲一下海子最好的诗歌的问题。《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相信大家都会朗读这首诗，然后你会说，这是海子最好的诗，实际上这是他在心灵犹豫时候写的一首诗。在这首诗里，他实际上表达的是，我这样坚持爱，有没有必要？我是不是也应该有权利像普通人一样，去自由地去快乐地生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实际上他在这里是写了他的生命的犹豫过程。而我们把这首诗解读成了：得乐且乐，过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跟着感觉走。你以为这就是海子啊？如果是这样的海子，我在我的课上根本就不会提他一句，因为那实在是耻辱。海子最伟大的地方根本不在这个地方。所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一首很有生活情调的诗，但真的不是海子的最好的诗。海子的最好的诗是什么呢？我认为，海子的最好的诗应该是《祖国（或以梦为马）》，我觉得海子的这首诗是有新诗以来最辉煌的诗篇。也是最具美学风范的诗歌。在我看来，它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爱的圣徒的“天鹅之歌”。
《祖国（或以梦为马）》说：我要做一个举火者，“此火为大”。我是一个物质上的穷人，但是我是一个精神上的富人，我要做一个举火者，此火为大。我要为我的祖国贡献我的爱和我的诗。大概意思就是讲这个，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所以，海子在他的诗里对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发出了最深刻的质疑和最凄厉的呼喊。他说“你这么长久的沉睡究竟是为了什么？49 ” 中国为什么都是沉睡，为什么不以美为美，不以丑为美，不以悲剧为悲剧？海子断然宣布：“围猎已是很遥远的事/不再适合/我的血/把我的宝剑/盔甲/以至王冠/都埋在四周高高的山上50 ” 。他的意思是，不要再接受传统的那些东西，而要去追随一些新的更深刻更有生命活力的东西。所以他断然转身，转而选择：“我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成为太阳的一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华丽的转身”。
当然，我还要说，其实，任何一个华丽的转身在我看来都是一个基本假设，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功和失败，关键就在于它的基本假设，西方的基本宗教文化说穿了就是一个基本假设，它假设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假设人是有罪的。这就迫使所有的人要兢兢业业地去奔向一个绝对的完美。这就逼出了西方灿烂的今天，而我们的假设是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你只要不再去犯错误，你只要不再有贪婪之心，你的一生就是很好的。所以，西方是原罪而我们是原善。显然，我们的基本假设是错了。而说到海子，我觉得他最伟大的贡献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千年假设和百年假设。这个基本假设，它用诗歌的神话已经告诉我们。海子说：要“做一个热爱‘人类秘密’的诗人。这秘密既包括人兽之间的秘密，也包括人神、天地之间的秘密。你必须答应热爱时间的秘密。做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51 ” 海子还说：“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我还爱着。/我的潮湿的火焰涌出了我的眼眶/诗歌的金弦踩瞎了我的双眼/我走进比爱情更黑的地方/我必须向你们讲述 在那最黑的地方/我所经历和我看到的/我必须向你们讲述/在空无一人的太阳上/我怎样忍受着烈火/也忍受着人类灰烬” 52 。因为“我是诗”53 ，“除了爱你/在这个平静漆黑的世界上/难道还有别的奇迹？”而我们则要用一百年，一千年的生命去走。这个基本假设，其实就是爱的假设。我们一定要假设，爱是必胜的。我们这个民族，一千年两千年，五千年都不肯做这个假设。现在，海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开始新的民族历程，要赶上全世界的现代化的浪潮，其实也很容易，就是要敢于去假设：爱必胜！仇恨必败。谁先拔刀，谁“说时迟那时快”，谁就是千古罪人，这就是假设。对不对？而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做这个假设。鲁迅都不敢，所以这个新千年新百年的基本假设，我务必提醒大家注意。
而这，也正是海子的!成功！
四
回头总结一下，我在五讲中讲了屈原，讲了曹雪芹，讲了王国维，讲了鲁迅，讲了林昭、海子。最后，我显然已经可以把我对新千年的观察、新百年的观察的最基本的想法告诉大家。我觉得，总结人类的千百年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的一个大诗人里尔克，说得非常之好。他有一首诗说，人类“既未认清痛苦/也没学会爱/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其帷幕还未被揭开。54 ” 在这里，所有的我这五讲中的基本思路都有了。结论是：我们既没有认清无缘无故的痛苦，也没有学会无缘无故的爱，所以，那在死中携我们而去的东西，其帷幕还未被揭开。所以我在这本书的题记中就引用了里尔克说的话：你要等候着那个美好的东西的到来，因为它会使你的生命丰富。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在等待，而且，这种等待对于我们民族来说仍旧是至关重要的。这因为，在我看来，认清无缘无故的痛苦与学会无缘无故的爱，就正是我们新百年、新千年的中国的世纪主题、千年主题。
具体来说，当我们的美学进入新千年的时候，它的现代思路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必须期待那些创造性的理解世界、理解人性的人，我们必须去找到美学的世纪问题和千年问题。而这个美学新千年的困惑，就是怎样使人成为人，使美成为美。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目标，就是，以美好为美好，以罪恶为罪恶，以耻辱为耻辱。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必然使我们这个民族面临一场从来没有过的天路历程。一场从来没有过的灵魂冒险，而这种灵魂冒险，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而从文学创作来说，我们必须做到什么呢？我们必须做到当我们运用叙述的方式的时候，要完全进入自我确证的过程本身，不要去解释，要直接地再现，这就是直接地去作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当你抒情的时候，要完全进入对于自我确证的过程的本身的体验，完全就是这种体验，换一句话说，完全进入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的本身，完全进入对于爱的见证和失爱的见证本身的体验。尼采曾经介绍说：希腊文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缘于希腊人内心的痛苦与冲突，而不是源自内心的和谐。而这正是我们的缺陷。我们中国，说来说去，就差这一点儿，就是从来不进入，而现在我们必须进入，这就是我所说的灵魂的冒险。
这几年，我越来越想说的话是：对于新世纪和新千年的中国来说，我们确实存在美学困惑，但是，这个美学困惑，不是美学的困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美学发展确实存在困惑，但是这个困惑是因为它背后的文化背景造成的，而不是美学本身造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存在美学困惑，但是这个美学困惑不是美学的困惑，而是我们文化的和思维的困惑。因此，要解决美学的出路，就一定要为美学补上一个新的维度，我前面讲过了，有三大维度，自然的维度、社会的维度，还有信仰的维度。我们就一定要为自己补上一个信仰的维度。这个信仰的维度就是以爱为核心的维度。这是问题的关键。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有两次重要的经历。1884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学何处去》，那个时候，国内的美学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实践美学的声音。我斗胆写了一篇《美学何处去》，我提出我们的美学应该转向了，但是当时，我只意识到了人类的审美活动肯定跟个体有关，所以，凡是为祖国为人类为民族的美学，都肯定是不真实的。肯定是在欺骗。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到了2000年，我觉得这一年是我的生命的重大转折，我在美国纽约的大教堂待了一下午，又待了半个晚上，直到关门。那天我就想了一个问题，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意识到了生命要真实，就一定要是以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但我后来又想，我个体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意义何在呢？那天我是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开始思考的：我想我过去以为我的学术研究是有用的，为什么呢？我是中国人，我的美学思考起码对中国美学的重建是有用的。但是我到了美国以后就发现，“中国”这个东西太不重要了。就好象我们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时你还觉得谈论南京的问题很重要吗？在美国没有人跟我讲中国美学的重建，大家关心的都是全人类所共同关心的那个问题，但是当我遇到那些问题，比如说麦尔兹的问题，比如说歌德的问题，比如说帕斯卡尔的问题，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比如说克尔凯郭尔的问题，比如说尼采的问题，那么，当时我就自问，假设我不回中国，那我还有什么理由去思考呢？我想，我只有一个理由，我思考的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当我以一个世界人的角度来考虑人类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离开了中国的儒释道的轨道，离开了我们讲的什么“先进文化”之类的轨道，我想，我在这个最著名的大教堂，如果希望和世界的先进的人物对话，我靠什么呢？靠儒？靠释？靠道？我最后想来想去，最后意识到：都是不行的。最后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人类思想的资源是没有民族的界限的。人类思想的高度永远是这个人和那个人，我们没有必要为一个民族担忧，说什么要拯救民族的文化，什么要批判地继承其他民族的文化，那都是骗人的。谁的思想最有高度，谁就是人类的灯塔，谁就是人类的精神之父！而在精神的出路上，毫无疑问，西方的宗教精神是至今为止人类的精神之父。中国这个民族，他有很多很多的成功，但是他最大失败就在于，他在精神上是没有父亲的。所以，我们要想进步就一定要敢于承认，西方的宗教精神才是我们的精神父亲。我们要华丽的转身。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从2000年以后回来，我就逐渐地把这样的想法落实为理论的探索。一个一个问题地去讨论，一个一个问题地去梳理，我从这个标准来看，才发现，中国的二十四史所书写的历史，确实像曹雪芹、像王国维、像鲁迅说的那样，根本就不值一提，而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伟大的人物，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去总结。我给你们讲课，就是我这些年重新梳理中国的精神谱系的结果。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民族需要摩西。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带领同胞走出心灵的苦难，而我们这个民族的摩西还没有诞生。上次我说过，鲁迅也不是摩西。因为鲁迅自己根本就走不出苦难。他只是一个苦难的捣乱者。到了2000年，我就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族需要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个体的觉醒，一个东西是信仰的觉醒。个体的觉醒一定要有信仰的觉醒作为对应物。否则个体就不会觉醒。但是，个体的觉醒和信仰的觉醒最终会表现为什么呢？不就是爱的出现吗？
说到思想资源的问题，我要再说几句鲁迅。我在第四讲讲到鲁迅的失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涉及。这就是鲁迅的思想资源问题。其实，鲁迅的失败在他与西方作家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纠葛中就不难非常深刻地看到。鲁迅对于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大家都早有所闻，但是，在鲁迅的内心深处却从来不曾纠缠过但丁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困惑，鲁迅曾公开把他们列为自己“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两个人” 55 ，这却是大家往往忽略了的。
大家知道，西方有四大作家，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其中但丁的《神曲》可以说是一部“天书”。这是一部但丁在被放逐期间写下的长诗,它面对的并非心路历程，而是灵魂旅程。我最喜欢的，是他的这句话：“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是蛹虫，生下来只是要成为天使般的蝴蝶，没有防护地飞到天上去受审判?56 ” “成为天使般的蝴蝶”这一美好愿望，推动着但丁成为人类灵魂世界的目击者与歌者，并且写下了这部恢弘的灵魂史记与精神史诗。值得注意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与世俗政权的斗争等外在的“救世”事件统统为但丁所不屑，他所关注的是：“罗马王朝能否在废墟上重建”、人类灵魂能否“突围”与“自救”？最具普遍性的历史、最具普遍性的人性，人类灵魂的苏醒与再生，生与死、灵与肉、此岸与彼岸，这一切谜中之谜，因为但丁而第一次得以进入了人类的视野；人类灵魂的深刻、博大、精彩、复杂，人类灵魂的张力与机制，也因为但丁而第一次为世人而展现冰山之一角。可是对于但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鲁迅尽管也承认：“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但是也无法否认，毕竟在读到《神曲·炼狱》一段时他就再也提不起兴趣，他说：“不知怎的，自己也好像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57 ” 从中不难体会到鲁迅对于灵魂问题的不屑，与但丁不同，他根本不屑于“成为天使般的蝴蝶”。在这里，重要的并不在鲁迅没有能够通过但丁的方式进入天国，因为信仰毕竟是个人的，何况西方进入天国的方式也并非只有但丁的方式一种，而在于鲁迅没有能够通过但丁的方式引起对于信仰维度的必要的关注。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在读了一半之后竟然也“废书不观” 58 。这一切更实在发人深省！在但丁之后，西方第一次面对着上帝的死亡，深刻地洞悉这一死亡以及这一死亡之后西方文化所要面临的严重危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等一大批西方思想者截然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旧绝不放弃信仰的维度。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也才始终以思想大师的身份君临天下。遗憾的是，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主观的或者客观的理由，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是：鲁迅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历史性贡献一无所知。在心灵的朝圣之路上，宣称“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只吃到了知识树的果子,但是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鲁迅喜欢的是尼采，跟对于陀氏的“废书不观”不同，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却被鲁迅放在案头，并且经常翻阅；鲁迅还喜欢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并且把“憎恶人类”的绥惠略夫介绍到中国；鲁迅还受俄罗斯影响而形成了著名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完全不同的是，此岸的维度与救世激情造就了鲁迅，而作为更高存在的彼岸维度与质疑"时代"的激情则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彼此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在于鲁迅不但拒绝宗教，而且拒绝宗教精神；不但拒绝信教，而且拒绝信仰；不但拒绝神，而且拒绝神性。
名家名作对于人的塑造作用当然非常之大，而且，从一个人爱读哪些名家名作，往往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取向。反过来也一样，从一个人不爱读哪些名家名作，往往更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取向。在鲁迅与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失之交臂值得我们后人深刻思索。同样的国家兴亡、制度更替，同样面对着人世的险恶、凶残、打着道义的旗号杀人，而且，至少鲁迅还没有被监禁、流放、陪杀，但是被监禁、流放、陪杀的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改初衷，仍旧是在黑暗中创造光明，在荒漠中创造温暖，在虚妄中创造真实，在荒谬中创造意义，然而鲁迅却没能如此。彼此情怀和气质上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原因何在？鲁迅曾经感叹中国为什么没有俄国一类的知识阶级，并且因为“此话说来太长”而没有深入加以发挥。但在我们却不能仅仅如此。因为，在中国即便是鲁迅也没有成为俄国一类的知识阶级。那么，这是为什么？鲁迅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聋”，又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琴，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59 ” 还说：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就会成为尼采所说的“末人”。或许，这一切也可以用来解释鲁迅自己的失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更可以用来解释我们在20世纪的失败？
如果把问题提得更为尖锐一点，那我要说，我们目前亟待进入的，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这就是西方的希伯莱文化传统。至于中国美学，那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美学已入大限，也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借鉴西方的思想资源，尤其是西方的希伯莱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才可能完成新的凤凰涅磐。这，是一种千年来始终被我们拒绝于国门之外的真正的精神资源（所以鲁迅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也是一种在王国维、鲁迅之外的西方众多思想者倾尽生命孕育的精神资源，我们只有与这种精神资源站在一起，成为这一精神资源的后人，自己的心灵才会丰富、也才会充满力量。从而始终保持自己人性的温煦，始终让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伤害不致成功，始终保持自己内心中与黑暗的世界所截然不同的东西，始终保持自己内在的光明。不仅仅面对社会、存在，而且要洞穿社会、存在；不仅仅抵制黑暗，而且更照耀黑暗；不仅仅反抗“痛苦”，而且以“爱”来照耀“痛苦”；不仅仅直面“绝望”，而且以“信仰”来照耀“绝望”；不仅仅站在与黑暗相同的水平上来看待光明，站在与恨相当的平面上来看待爱，而且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光明与爱，这样，最终就不会象王国维、鲁迅那样被伤害得如此之深，以至听任 自己以“强颜”、“支离”、自杀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