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出生于苏州。少年时代就读于苏州景海教会学校，解放后考入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常州民报当记者。1954年以江苏省最高分数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1957年，因为替被打成“右派”的同学鸣不平，也被打成“右派”，并被判三年劳教。但她拒不认罪，并在养病期间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出版活动，批判共产风，1960年10月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初被“保外候审”，同年12月再度被捕入狱，被判有期徒刑20年。由于在狱中拒绝“悔过自新”，坚持独立思考，继续发表政见，1968年4月29日被判“现行反革命”罪，当日被秘密杀害，年仅36岁。死后，尸骨无存。1980年获得平反，亲友在苏州为其建了衣冠冢。

2、右派

1954年，考入北大新闻系的林昭，是一位标准的苏州美女和才女。

林昭容貌秀丽，而又身弱多病，口齿犀利，性格倔强，“骄傲自大”、“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极浓”，又因酷爱林黛玉而改姓为林，由此师生们也真的称她为“林姑娘”。林昭也的确对得起“林姑娘”这个称呼，她才华横溢，文笔出众，文学系的游国恩教授对她非常赏识，甚至曾经动员她改学文学专业。由于她出众的文学才华，林昭很快就成为校刊的编辑，1955年春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成为北大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而那时的主编乐青年教师黛云80年代就已是文化界的名流了。林昭从校刊编辑部来到红楼，真成了“红楼里的林姑娘”。我们可以想见，假如林昭不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而学会“淡定”地生活，她应该有很美好的前程的。

但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她，1957年反右恶浪也没有让她逃脱。事情的起因，是她为自己的同学和恋人张元勋遭到围攻鸣不平。张的一首小诗被左派攻击，张很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那是1957年5月22日，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发生了一场“论战”，名为自由辩论，但实际上受到了严密监视。林昭为张元勋挺身而出，她朗声说道：“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就因为写了一首诗，就如此大动干戈，群起攻之？”林昭的质问，掷地有声，一时间围攻的人群卡了壳。这时，从黑暗中传来一个陌生人穷凶极恶的恫吓之声：“你是谁？你敢说出你的名字吗？”傲骨铮铮的林昭被激怒了，她当即一字一顿地大声答道：“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你是谁？还有你们是谁？怎么不敢自报家门？”当晚，悲愤异常的林昭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宿舍卧床两天不起。此后她什么话也不说，每日在善本书库里静读。但她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了。一语成谶，她果然以口舌之祸，死于36岁之时。

算帐果然是在秋后，1957年秋，林昭与谭天荣张元勋等一大批北大学生被打成“右派”。性情刚烈的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想自杀抗议，幸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但她成为北大唯一的一个拒不检讨的学生，因此不仅被打成“右派”，还被判劳教三年。但由于她体弱多病，经常咳血，新闻专业负责人冒险为之说情，结果她没有发配到西北劳改，而是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但谁知道这并不是什么福，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她。

3、罪犯

1960年初，校方批准林昭回上海养病。本来，事情就告一段落了，但林昭又闯祸了。那时，大地饥荒正在中国蔓延，饿殍遍野。兰州大学的“右派”学生张春元想创办地下刊物，传播民主思想，唤醒社会良知，顾雁、徐诚等人也表示赞成，并与林昭取得联系，决定合作编辑一种杂志，取名《星火》。张春元等人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油印了首期《星火》，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他们还四处搜集各地党政负责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字，企图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寄给他们，呼吁他们正视恶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努力遏止中共的极左政策。

但星火一份还没寄出，就被破获了。1960年7月张春元被捕，10月林昭在苏州被捕，囚于上海第一看守所。警察逮捕她并抄家时，林昭父亲彭国彦喃喃说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不到一个月，自杀身亡。1962年初林昭以保外就医出狱，回到家中修养。但林昭清楚，他们是不会放过她的。出狱那天，她就对前来迎接的母亲和妹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果然，1962年12月23日，她再一次被捕。狱方曾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亲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但未被专政机关认可。文革中粟宗华因此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郁成疾，含恨而死。1964年2月5日，林昭在狱中吞食药皂自杀，未遂。1964年9月26日，纸笔被狱方收缴，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血书写。1964年11月10日，她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10日。1964年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965年2月，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无回音。1965年03月23日，林昭开始血书《告人类》。1965年06月01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1968年0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秘密处决。

4、炼狱

那时的专政机关，其实也希望看到政治犯“悔过自新”，至少是名义上的。但即使名义上的，林昭也丝毫没有意屈服让步，她是心不服口也不服。

林昭在狱中以呼口号、写血书、蔑视法庭来表达抗议，在狱中上演了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狱警们一再警告她：“我们不制服你这黄毛丫头我们就不相信!”林昭在日记中则写道：“原来你们还有一条黄毛丫头必须制服的条例，那也好，黄毛丫头除了奉陪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思想教育是不管用了，为了制服这个“黄毛丫头”，他们用酷刑来折磨她。林昭写道：“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开始了。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以下字迹模糊不清)非刑虐待光是以镣铐，人们不知玩了多少花样。一副反铐，两副反铐，不行，时而交叉等等，至今臂肘之上，伤痛犹在。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性的在我绝食之中，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之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镣铐，从未为我减轻些，譬如暂时除去一副。”

除了镣铐，还有施暴和毒打。1965年1月底，林昭遭到狱警施暴。而在女狱警的指使下，林昭几乎每天还要受到一群女犯人的殴打。她们都是心黑手辣的泼妇，为了“立功赎罪”，她们都往死里打林昭。当张元勋以所谓“未婚夫”名义去探望林昭时，林昭当着他的面指着一旁的狱警说：“他们想强奸我，我只好把衣服与裤子缝在一起，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

但林昭是不屈服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思考，就要说话。为此，他们除了折磨她的身体，为了封锁她的思想和声音也无所不用其极。为了防止她在牢房里大声叫喊，他们给她戴上了“孙悟空帽”。“孙悟空帽”是一个橡胶头套，只露眼睛和鼻子，嘴巴则被堵住。在公审大会上，为了防止林昭说话，他们在她的口中塞上一个橡皮塞子。这种塞子可以伸缩，囚犯越想张口，塞子就越大，整个面颊都会被撑满了。此外，他们还用一个塑料绳子勒紧她的脖子，扣紧她的喉管。这些都是对最“危险”囚犯的办法，双管齐下实属罕见。在公审大会上，林昭一独子的委屈想要喊出来，但却无法开腔，脸被鳖得发红发青，眼中燃烧着怒火，让人看着是那样的揪心。然而，林昭一天也没屈服过。她用自己的鲜血将一个大大的“冤”字写在一块白巾上，顶在头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5、殒命

由于林昭拒绝“改造”，并且继续用血书表达自己的思想，于是专政机关于1968年4月29日上午10时，在上海监狱里对林昭进行了秘密“审判”。这种秘密审判，既没有律师给被告辩护，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更没有陪审员和被告家属到庭听审以及群众的列席旁听，不过这是文革期间很常见的做法。

　　到了下午，专政机关就对林昭执行死刑。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在狱吏的带领下，打开了牢门。狱吏大声吆喝道：“303号，快出来过堂！”显然，同室的狱友都清楚这是要秘密处决林昭了。

　　林昭从容不迫地走出了女监的总监门，想要唱《国际歌》，但狱卒马上用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她奋力反抗，但只嘶喊出一声“妈妈！你在哪里？”狱吏又封上了她的眼睛，于是林昭无声无息离开了监狱，离开了这个世界！

凑巧的是，林昭被枪杀的全过程，被林昭家的一个朋友目睹了。那是在上海机场，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倒地爬起，又中两弹，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

林昭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那辆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也许还要辱尸）的全部过程。林昭的尸体自然没人去认领，也许是上海的慈善机构，把她的尸体送火葬场焚化了。因此，林昭连骨灰也消失得荡然无存。

两天后，也就是1968年“五·一”劳动节的早晨，上海茂名南路林昭家中，闯进几个彪形大汉，对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冷冷地说：“林昭已执行死刑，由于对反革命分子的处决，耗费了一发子弹，而子弹是由人民用汗水制造出来的，因此，必须由其家属来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 年迈的许宪民听到爱女已被枪决，立刻昏倒在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付了款（五分的硬币）。这又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一个伟大创举。 1975年，林昭的母亲许宪民终于精神崩溃而自杀，也有人说是被人打死的。

林昭的冤案于1980年12月11日予以平反。但这份新的判决书写到，由于林昭因患有精神分裂症，才得以免罪、改正。这种“平反”，不知道是不是九泉之下的林昭想要看到的。

苏南新专和北大的同学，集资为林昭母女建墓，林昭的墓只是一座衣冠冢。墓地在苏州灵岩山麓，其侧是抗金明将韩世忠的墓。“质本洁来还洁去”，林昭以未嫁之身而去，留给世人的是永桓的真与爱。

5、思想

林昭是以思想获罪的，我们看看她到底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尽管，她大部份血写的文稿还尘封在专政机关的档案柜里，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一些片言只语，但仅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她可以与比她晚10年觉醒的顾准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顾准。

1957年之前的林昭，思想与她同时代人并无太大的差距。当她在那个沉闷的夜晚为张元勋辩护时，内心只是感受到“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对体制和时代的认识未必很深刻。但反右运动改变了一切，她把1957年称为“一个染满中国知识界和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她因此“日益看穿了那伪善画皮下狰狞的罗刹鬼脸”，所以她“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在那个所有人都停止了思想的年代，而她却一眼洞穿了那个“披著洋袍的真命天子”。

60年代初，林昭身陷囹圄，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和摧残，她对自由的理解、他对奴YI制度的思考进一步深刻，几乎达到了现在的认知水平。她说：“自由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YI，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除了被奴YI者不得自由，即使奴YI他人这也同样不得自由。”这样观点与黑格尔“在东方专制制度下无人是自由的”论断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还说：“当我们深受暴ZHENG的奴YI，我们不愿做奴LI的同时，我们自身作为反抗者，但我们不能建立新的形式的奴YI制度。”可见，她的思想超越了“以暴易暴”的层次，她所要求的变革目的不是“打天下坐江山”。她一次次地反复使用人XING、人心、良知、良心这些词汇，不断地向暴ZHENG、极QUAN、极QUAN制度、极QUAN统治、奴YI制度开火，因为她认识到极QUAN专ZHENG不但“断送著民族的正气”，而且“增长著人类的不安”，更是“玷WU了祖国的名字、加剧著时代的动荡”。

林昭的话语体系就合完全摆脱了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她的语言是清新的、干净，与狂热的、虚伪的、残酷的革命话语毫无牵扯。这在她的同时代人中，她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比她晚10年表达思想的王申酉赖以批判现实的思想资源仍然是所谓的马KE思主YI，只不过他是想用所谓的“真马LIE”批所谓的“假马LIE”。而直到今天，所谓的左派和拥毛者，也还抱着这些东西不放。不怪他们，因为他们的视野里的确没有别的东西。

林昭在思想上的进展，显然与她中学时代在教会学校就读的背景有关，因此她也自称“奉著十字架的自由战士”。她对自由的理解超越了顾准和王申酉。

比张中晓、顾准等纯粹的思想者不一样，林昭不仅是一个思想者，更重要的还是一个行动者。她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思想，像自己的思想那样生活，她的思想从来不属于抽屉，她的血书从来都是一种战斗，她是一个战斗的民主主YI者、人DAO主义者，一个自由战SHI。

6、结语

对于林昭，我是万分崇拜和推崇的。但同时，我自知自己是做不来的，也劝一些有志者不要轻易仿效！其实这话鲁迅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自由可以通过鲜血浇灌出来！我们大可笑骂，大可与世同游，何必当真！

林昭，尽管你说过：“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但我要说的是，为了那些人真的不值的！我们的素质还是低一点吧！

林昭，你不是也问过自己：“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的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较为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还是别流血了，特别是像你那样最宝贵的血，不要白白流了！为那些愚民不值得！这个世道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做个逍遥派，我们虽然还没有获得说真话的权力，但在1978年以后我们至少拥有了可以保持沉默的权利。

至今还有人在网络上说，毛时代是伟大思想解放时代。我曾经痛斥过，但现在想想真多余，对于那样的奴才，何必搭理呢！

林昭，愿你安息！别为尘世上的这点破事操心了！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7年5月16日下午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