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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林昭之死
丁子霖
今年三月下旬,我收到一位外地同班老同学寄到无锡乡下寓所的来信。他在信中郑重地告诉我﹕四月二十二日,将在苏州举行林昭骨灰安葬和重新立碑仪式。我本有意参加,但第二天我就被无锡市国安局的便衣警员从乡下的寓所抓走,致使愿望未能实现。 苏州有一座林昭墓 记得还是在很多年以前,我就曾听说过在我的家乡苏州有一座林昭墓。我曾託当地的亲友打听过,却谁都说不清具体地点。一直到二零零一年,我才从友人那裡得知墓地的大概地点。据说那是林昭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和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同学集资修建的,地点就在苏州郊外。说是墓,却无尸无骨,仅安放了死者的一|头髮和一些遗物而已。 於是,在这一年的清明节前,我和我先生去了苏州市郊的很多地方,询问了很多当地居民,终於在一位卖花人的指点下,在城外灵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丛翠柏树荫下,一块不大的墓碑上写「林昭之墓」四字。 那天,我默默地凝视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裡不免生出一种人世沧桑、变幻无常的悲凉之感。歷史,那曾经是我们这代人亲身经歷过的歷史,似乎已经结束了,却又似乎还在继续。我心裡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当年那样的乐观﹔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法放下那揹负的沉重。 不知怎的,在那段时间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常常会想到与我有直接或间接关係的三个人。於是,我拿起笔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叫《深深怀念三个人》。我写到了林昭,写到了我的一位小学同班同学、同样是死於「文革」的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也写到了死於「六四」的我的儿子蒋捷连。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代人,却都死於同一个时代——二十世纪下半叶,即共產党肆虐於中华大地而且使许多善良的人们死於非命的那个时代。 才华横溢的「林妹妹」 我想到要写林昭,不是因为我和她有什麼亲密的关係,更不是因为我对她有多深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想从同代人的苦难中为自己寻找一个生命的支撑点。 一九五八年北大新闻系併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了人大新闻系。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当时,我们作为人大新闻系学生,是住在九号楼楼上宿舍,而林昭则独自一人住在九号楼楼梯下的一间小屋裡。在一个楼裡同住了两年,我当时却对她一无所知。 一次,前文提及的那位外地老同学趁来京之便看望我,提到了林昭,他说﹕「我们这些『老右』与林昭都很熟,大家钦佩她的才华,都叫她『林妹妹』。」 后来,我又从一本书裡读到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回忆她姐姐的文章。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与林昭在中学时代还曾就读於同一所学校——苏州私立景海女师附中,只是她比我大四岁,也就是高我四级。一九四七年春,我考入了景海女师附中,这所学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在当时的苏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学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毕业离校投身「革命」时,我还在读初二。一九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而林昭则先於我考入了北大新闻系,之后又转到人大新闻系。然而,我和她虽然从同一所中学出发最后又匯入到同一所大学,命运与境遇却截然不同。 三年前,我是怀一种负疚的心情来写林昭的。当年,我同林昭虽然同住一幢宿舍楼,却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生活在一个共產党用所有一切美丽谎言堆砌成的「阳光灿烂」的虚幻世界裡,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学,则生活在一个被谎言挤压得几乎暗无天日的世界裡。然而,这另一个世界才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裡的人们,虽然倍受摧残,却仍保留人性的本真与美好,保留人类的同情与爱。 我不想用幼稚、单纯这类词语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会有所追求,想有所获得。在那个年头,书念得不多,运动却不少,如果能被领导封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他会心甘情愿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会以一种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对待那些朝夕相处却有另一种追求的同伴,会在这些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从他们身旁走开,甚至会投之以一种轻蔑与嫌弃。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也许会觉得自己是在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却不会想到这是在製造一种罪恶,在毁坏一种文明,在戮杀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林昭为追求自由而献身 我要感谢当年的那些老同学,是他们让我知道了当年他们所度过的那一段非人的、屈辱的日子,也让我知道了当年林昭在人大新闻系的一段往事,这使我从生命的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苏醒是痛苦的,但惟有这痛苦,才会脱去自己身上的枷锁,才会发现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这是灵魂的一种救赎。 三年前我的那篇文章在海外发表后,我收到了一些老同学的来信。他们告诉我,我的那篇短文勾起了他们对林昭的回忆和思念。近年来,我又陆续收到他们寄来的一些有关林昭的资料。我把这些资料珍藏在无锡农村的家裡,想有机会再写一点有关林昭的文字。 但是,令我感到气愤的是,今年三月我被抓捕并抄家的时候,国安部竟也把这些珍贵的资料抄走了,至今仍未归还。现在,我手头保存的,就只有我被捕前那位外地老同学寄给我的那一封长信了。 在这封信中,老同学介绍了胡杰先生所拍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影片令他「心颤不已,浮想联翩,悲痛之极,却欲哭无泪」,他感慨地写道﹕「且不说一九五七年造成的悲剧已近半个世纪,至今仍伤痕累累,更令人深思的是,造成林昭之死的根源,也正是造成『六四』大屠杀中大批殉难者的根源。而且,后者是为了救正前者而慷慨高歌的,不料他们却走上了与前者同样的道路。」他最后写道﹕「什麼叫前赴后继﹖这就是﹗……为了剷除造成这些先驱者的死因,今后的路还很长,也定会出现新的觉醒者以至牺牲者。」 这是一位「过来人」对歷史的一种特有的解读。他从两代人的遭遇中看到了歷史深处的一致,也看到了要改变这种歷史轨之艰难。 在结束本文之时,我仍想用我三年前那篇文章的结尾作为结束语﹕ 以上,就是从「反右」,到「文革」,到「六四」十二周年这近五十年裡两代人的命运。他(她)们年龄最大的三十六岁,最小的才十七岁。他(她)们有的曾欢呼过「新中国」的诞生,有的一生下来就沐浴「新中国」的「阳光和雨露」﹔但是,最后他(她)们都被这个「新中国」吞噬了,而他们惟一的过错,就是想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寻找一种被称之为「自由」和「尊严」的东西,却找错了地方。 来源:明报月刊
日期: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