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的时候，看见《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我立刻被他镇住了：“原来党内、编辑部内是这样的!我怎么看不出这些黑幕呢?怎么我遇见的党员、党委书记都是挺好的呢?我真是孤陋寡闻!看来是我水平不高,采访不深入。什么时候我能像刘宾雁那样，写出有深度、能引起震动的报道来呢?”

刘宾雁被划成右派分子

不久，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划成右派分子。他被划的原因主要是：鸣放期间，他和另一记者陈伯鸿在上海采访，以他为主，合写了一篇通讯《上海在沉思中》（载1957年5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一反右派，就说这是“一篇对党对文化艺术领导恶毒污蔑、煽动向党进攻的反动文章”，因为.他们“把目前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状况，形容得甚至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不如”。请看这篇通讯的原文摘录：

“在这号称中国话剧运动发源地的上海，一个人一年里买到一张话剧 票竟被认为是件大幸事，而唯一的话剧团体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又闲得 发慌；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 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 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

“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学艺术？人们的指责是：过 去党的领导忽视文化艺术以及创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本能创造出繁荣创作 所必须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送往迎来的活 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创作。某些领导机关把文化事业当作工商业来办，关心 最多的是财务计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 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 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

“要领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 养这个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作曲家黎锦晖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 《葡萄仙子》是否黄色歌曲，对这一问题表示意见自然更比指导一个工厂 的增产节约运动复杂得多。此间文艺界人土所以怀念陈毅同志，就因为他 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没有一般的艺术兴趣 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一位作家说，假如党市委委员 都看看小说，那就是作家荣幸的事了。”

“人们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问题。有 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汇报》讨论自己的问 题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满城风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 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 人们认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 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 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也 有人仍然怀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这 种沉默和另一种沉默是分不开的。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 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 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们记忆犹新。”

刘衡（左）、刘宾雁（右）

《中国青年报》的领导摘录出这些字句，加以分析批判，说“这篇通讯形容党的领导干部是一群连小说都不看的、缺乏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的人”，提到鲁迅抗衡周扬，是“明目张胆地煽动向党进攻、煽动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说有许多人还不肯说话，就是“这篇通讯对当时上海右派反动言论泛滥的状况犹嫌不足”，说一些负责干部不说话，就是“攻击党的领导没有向右派反动言论投降”。 按这样穷凶极恶地上纲、歪曲，刘宾雁是右派分子无疑了。他遭受到大大小小会议的批斗。在一次新闻界、文学界、共青团中央联合召开大会批斗刘宾雁的时候，他的同事————编辑戚学义从5楼窗口跳出，以死表示抗议。之后20年，刘宾雁被遣送到农村、牛棚、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刘宾雁来到人民日报社

1978年开始，全国进行右派改正工作。人民日报社积极响应，32名右派分子陆续全部获得改正。除了已在报社的之外，调往外地的大部分人先后回到报社。不仅如此，报社还从“中国青年报社”等友报调来已改正的“右派分子”刘宾雁、舒展、陈敏、萧荻、王艾生、吴元富……..。刘宾雁到了记者部，我们成了同事。

“人如其文”。原先我以为刘宾雁的文章那样尖锐、犀利，他一定是个锋芒毕露的刺儿头，谁知他对同事、领导却是十分和气、尊重。不管是开会、听报告，他都不用录音机，而是坐得端端正正、一笔一划地记录。领导说：“新闻记者应该写新闻。”他除了写报告文学外，也写起新闻来了。领导说：“你不要光写批评性的报告文学，还应该写表扬性的。去写写张海迪吧。”几天功夫，他就拿出了一大长篇：《向命运挑战》。1987年初，方励之、徐良英和他三人发起，准备召开反右派30周年学术讨论座谈会，但被制止。领导对他说：“你退出来吧，”他忙说：“好，我退出，我退出。”他和同事们相处友好、融洽。他不但不嘲笑、轻视我这个写好人好事的歌德派，还称赞我肯到基层去，看到人民群众的闪光点。1981年，当《新闻战线》以《好党员刘衡》为题，表扬我21年来坚持真理、坚持说真话、以至被孤立、专政等等的时候，他见了我说：“向刘大姐致敬！”

1985年，刘宾雁以最高票数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正主席是巴金）。1986年，总编室成立机动记者组，我和刘宾雁等许多人进去了。 机动记者组的成立会，开得十分隆重，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副总编辑范荣康、陆超祺、李仁臣、余焕春、保育钧全都参加了。他们说，这是一个“自选动作”的记者队伍，每个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不受年龄、 定额等等限制。范荣康说：“像刘宾雁，你就写你的报告文学，不要去写什么新闻。读者爱看你的报告文学，对你的新闻不感兴趣。”他还说：“我现在报个名， 以后我离休了，到机动记者组。”1989年以后，人民日报社变了样，机动记者组被撤消，我们不能终身当记者了——这是后话。

刘宾雁远远跑在我们前面

刘宾雁从1979年来到人民日报社，就远远跑在我们记者们的前面。他的学识、才华、勇气.....都令我们望尘莫及。他除了中文，还会俄文、日文、英文。有时电影局请我们看外国原文版的电影，他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做翻译。他忧国忧民，干预生活，鞭挞黑暗。他的报告文学像一道道闪电，一包包炸药，一篇一篇地在报上发表，并被其他报刊转载，引起爆炸性的震动。当时人民日报的发行量空前增加，成为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大报，其中也有刘宾雁的功劳。1985年，刘宾雁发表的《第二种忠诚》更是惊世骇俗之作。他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勤勤恳恳， 谦虚谨慎，老实听话，从无异议”的忠诚，而且更要有“一批又一批正直、 勇敢、有真才实学而又敢于坚持自己人格的人”，当党和领袖犯错误的时候，要有敢于“直言不讳地面谏君前” 的“第二种忠诚” 。这篇文章由何家栋在他新创刊的《开拓》杂志刊登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单是陕西一个报纸转载后就销售了100万份。这第二种忠诚正是他自己和我们这些受到打击迫害的党的儿女们的真实写照，因此得罪了中央某些只喜欢“第一种忠诚”的权威人物，幸亏万里同志出来表扬了这篇文章。还专门约见了刘宾雁，对他说：“我们就是需要你写的那种‘第二种忠诚’。一个党，一旦听不得不同意见，它就完了。无论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都一样，只要听不得批评，就必定要垮台。”刘宾雁宿舍成了信访办公室。从全国各个角落，成千上万封信飞了来。成百上千的来访者在他的宿舍排队等著同他谈话或送材料 。他还被许多单位、院校请去作报告 ，他慷慨激昂，一语中的，几句话就能把听众的心深深打动。在他面前，我们自愧不如，但以能和这样杰出的人才做同事为荣。

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明枪暗箭不断向他射来。开始，一些权威人物说他在政治上反动，攻击党、丑化社会主义等等。可是，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教训，这一套吃不开了。于是，他们转而攻击他报导失实、偏听偏信、诬陷好人，甚至造谣中伤等等。这就不是一时半刻弄得清楚的。比如，有人指责《人妖之间》有很多与事实不符。中宣部特地派专人调查核实，最后肯定报导基本属实，只有一些具体细节有出入。再如，刘宾雁被开除党籍后，亲痛仇快。一些曾经被他揭发、批判的腐败分子纷纷到报社要求恢复名誉。他们三番五次来闹，弄得接待的人焦头烂额，难以应付。当时的副总编辑陆超祺对接待的人说，你们可以告诉他们：刘宾雁每篇报道揭露的材料，只是他掌握材料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材料没有公开。你们说他错了，可到法院告他，让法院判决，给你们赔偿。”结果这些人害怕更多的材料曝光，没 有一人告他。

刘宾雁被开除党籍

1987年，邓小平下了死命令，要开除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人的党籍。刘宾雁的罪状是：1.他的许多揭露腐败的报告文学、特写严重失实。2. 他在外单位演讲、作报告，说了许多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话。3.他参加发起召开“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座谈会”。

据我们所知，这第1条不是事实，第2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不清楚。第3条，更不是什么罪恶、错误，何况他已退出参加发起。因此，在开除他党籍之前，我和支部许多人都提过反对意见。中纪委知道如果开支部大会讨论，就开除不了他，就叫绕过支部，由报社党委（机关党委）讨论通过。

报社党委的钱李仁和陆超祺（兼中纪委驻人民日报纪检组组长）两次到中纪委为刘宾雁提出反对开除的意见：1. 经过报社和中央派人调查，刘宾雁的作品对纠正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起了积极作用，只有个别地方用词不当。2. 他在外单位演讲、作报告，说了一些错话，报社领导以前并不知道，因此没有对他尽到教育、批评的责任。没有教育，不经正常批评，一下子就开除出党，不符合党的传统作法。3. 他已退出参加发起召开“反右30周年学术讨论座谈会”。并且认为绕过支部给党员处分违背党章。可是，开除刘宾雁是邓小平决定的，真理斗不过权势，只好硬着头皮讨论。

报社党委讨论时，多数委员反对。陆超祺就向大家做工作，说这是邓小平决定的，不能违抗，于是再表决。在表决时，许多人在举手时都先声明：中央决定了，组织上服从，但思想上不同意开除的决定。就这样，算是勉强通过了。

支部书记为了执行机关党委的决定，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在海南岛采访的刘宾雁叫了回来，不让别人接近他，单独和他见面。向他宣布：根据中纪委、机关党委的决定，他已被开除，不能申诉，不能改变。第二天，开支部大会（刘宾雁没资格参加了）宣布这个消息，请注意：是宣布，不是讨论。一宣布完，就散会，不让讨论！

就这样，在一片反对声中，这位1944年入党的刘宾雁第二次稀里胡涂地被开除了党籍。接着，被撤消了作协副主席的职务。

他的名声更大了，找他的、慰问他、鼓励他的人更多了。像有一座人山人海在背后推着他走，他奋勇向前，义无返顾。

刘宾雁流亡海外

1988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邀请前去讲学，同年任哈佛大学尼曼新闻研究员。1989年北京爆发学运，他向全世界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屠杀人民暴行。为此，他被剥夺了返回祖国的权利，成为流亡者。在流亡期间，他自觉担负起抵制极权制度，宣扬民主自由精神的责任。他创办了英文月刊《中国焦点》（1992-1999），并任主编；1993年，又创办了中文月刊《大路》。他长期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担任流亡学者团体“中国学社”主席、“中国人权”理事。2001年，他积极参与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建，并被选举为首任笔会主席。他广泛参加了世界进步、民主、和平的活动，除美国外，他先后到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等国家访问和讲学，并获得各种奖励.,被誉为“中国的良心”。

2003年，我学会电脑上网。一位网友告诉我，刘宾雁在2002年患了结肠癌，叫我保密，以免亲痛仇快。听说在病中，他仍不停地讲演、写作。直到2005年，癌细胞扩散，12月5日在美国逝世。从他留下来的大批政论、时评里，我看出：他身在海外，仍然关注、深爱中国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心牵挂的就是中国的发展变化和老百姓的安危祸福。他做了许多他该做的事，说了许多他该说的话。遗憾的是：毕竟他离开了祖国的土壤、人民，再也没有写出他心爱的、震动人心的报告文学了。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全球人民的悲哀。

2006年1月写，2007年4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