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多岁的学生时代即被打成右派，后所嫁夫婿亦为右派。因此，坎坷、困顿伴随了
我的大半生。且平生相识相交，无论师长前辈或同学友朋亦多为右派。相遇之间，息息相关，
感同身受。而今寄身海外，遥念故旧，形诸笔墨，聊留雪痕，与前人思亲友之作“尚友录”、
“停云集”等意愿相同。诸篇文字皆草于1997年前后，初总题为“右派婚姻百例”，然写至
70多例时停顿了，且所写也并非全属婚姻状况，故改为今题。自选多篇交《北京之春》发表，
以此作为反右运动50周年祭。

    ——作者2007年2月


方轸文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还是福建师范学院音乐专科的学生，这个学院后改称福建师范
大学，音专与美专合并称为艺术系。57年暑假，我不知道“黄雀在后”，还到北京访友，看
陈朗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任《戏剧报》编辑，风华正茂，发表过《苏州买笛》，
《昆丑王传淞》等品味较高的作品，人称“翰林院编修”。

    当时北京的反右派斗争开展较各地为早，剧协正在批判吴祖光及他的“小家族”干将如
杜高、汪明等成员，虽未深入，大家对运动的趋向也看不清，摸不透。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
子，年事不高的剧协诸仁，像初生的牛犊，尚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但是老虎未来之时那股强
劲的山风，似乎人人都感受到了。陈朗先生很忙，批判吴祖光时，他还担任会议记录哩！

    有一天我到《戏剧报》办公室看他，办公室内另有一位年轻先生坐在办公桌前写什么。
陈先生为我介绍说“这位是方先生” .我叫一声“方先生”，方先生并不抬头，悻悻然，似
应非应。事后陈先生告诉我说，方先生大约在写检查，可能在写揭发陈朗的反党言行文字。
《戏剧报》和《剧本》两刊编辑部相加共20几位编辑，原先他们两人较谈得拢，又有跑旧货
店的同好，接近得较多，大约常有些奇谈怪论吧！对某些党员同仁尤其行政人员，态度不甚
恭。反右开始，人人洗脑，据说领导找过方先生谈话，让他揭发陈朗。陈先生对我轻松地说：
“没有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方先生。等我第二次再见他时，已是23年后的1980年夏天
了，在所谓拔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后，居然大家又庆生还，再聚北京了，确实是奇迹。

    方先生苏州人，早年毕业于苏州社教学院，专攻戏剧。方先生眉宇轩昂，英姿风发，南
人北相。陈朗与方先生在57年均被打成右派，陈朗发配西北，而方先生去了桑干河、张家口。
风霜刀剑，岁月在他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23年后在北京再见他时，他还带来一位比他年轻
24岁的四川籍妻子小张，并一个5岁的男孩铁柱，一家三口同住在惜薪胡同新建的简易楼房
二楼的一间屋里。小张是四川某县山里人，母亲早死，多病，跛足，后母很憎厌她，四川连
年饥荒，她在冬天还是光脚。她怎么会嫁给老方的呢？人们都说，是老方拿50斤全国通用粮
票换来的。我们所见到的小张，已是到京数年后，她的足跛，经过医疗已大见纠正。几年后，
老方在我们团结湖居所小饮，说起他娶小张的经过，使我们对他的人格有更高的认识，在崇
敬中又满含辛酸……。

    老方在张家口外农村戴罪劳动，岁月悠悠，一晃44岁了，还是孑然一身。纵然右派是人
民的敌人，还是想娶妻成家的，因为是常人嘛！他从每月的微薄生活费中锱铢累积，又省下
口粮，积了数十斤粮票，在那个年月，粮票是命根子，陈朗先生故乡一位朋友就因为聪明过
头钻国家空子，伪造粮票，事发而被判死刑。老方有数十斤粮票在身，俨然“富翁”，田舍
翁有五斗米尚思娶妾，何况老方娶妻。他的一位难友王某是四川人，有亲戚在某县山村，难
友建议老方亲自到该村寻找他的亲戚，估计饥寒中的姑娘是不忌讳年龄与政治身份的。老方
到达山村后，居然像选美，姑娘们因为他尚有几十元月工资，还听说桑干河边的肥沃土地，
居然尚无天灾，可以收成粮食，不啻是天堂！老方竟是“热门”夫婿，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
愿意嫁给他，愿随他到遥远的北方而远离父母。老方如果是一般普通人，定会感觉侥幸，但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有致命的政治桎梏，又年龄过大，塞外的风霜使他显得比60岁
的人还老迈，面对年轻姑娘他很犹豫。这使那位介绍人为难、不解。某天他与友人的亲戚也
即介绍人在村中街道上走过，迎面走来一个又丑、又脏，跛足的女子，走路时身子倾斜到快
接近地面了，老方觉得他若娶这位女子方不负疚。他对同行者说：“我想娶她。”跛足女的
后母收了老方赠的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老方于傍晚时带她离开山村。小张是近70岁老父的
唯一小女儿，不忍远别。他们还是“私奔”的哩！那年小张20岁。舟车劳顿，几经周转，老
方带小张到了上海，看望了老方的大哥，为小张买了一件大衣，然后同至苏州故里，到市内
河边徘徊，以吊祭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的骨灰是洒在这条河里的。然后双双同到塞外，在桑
干河畔的农场安家。老方在46岁那年得了一子，是铁柱的哥哥，在冰天雪地里，因为父母均
在田间劳动，这个3岁的孩子在桥上玩，失足落水，小尸体已顺流淌出数里之遥。老方的伤
心无法形容，他躺在坑上足足有半月之久，不吃不喝，竟没有饿死。他养育这个孩子实不容
易。孩子出生，他自己接生，在寒冬冰河中洗小张的血污衣裤和孩子的尿布。仅有的一点小
米，他用来熬粥为小张生奶。他每晚一灯如豆，土坑瓦灶，这个家庭，这个孩子带给他许多
人生温暖，许多期望与生机。他是在儿子死后5年才再有勇气要孩子的。铁柱的诞生、抚养，
他的关注、尽责，大约世间的父亲要数第一了，回北京居住在惜薪胡同时，二楼的阳台全用
铁丝网好，以免铁柱不慎掉下。去年（1994年）我即将去国来纽，他为我饯行，却频频为铁
柱夹菜。


张郁

    50年代北京朝阳门外东大桥芳草地，是全国文联宿舍所在。一大片简陋的红砖平房，分
成若干小院落，组成一个大院落，像棋盘一样。大院北边有一个传达室，统称“芳草地5
号”。每小院内，一排8间平房，每间祇有12、3平方米，单身者住一间，有家小或老人的占
两间。每小院有一厕所，为公用。平房阶前为黄泥地，是夏日乘凉或种葱蒜的活动余地。所
有小院都是一个格式。那时的朝外，冷落、荒凉，名为“芳草地”却无绿茵，倒有一股乡间
气息。5号虽是宿舍大院，但送煤、送菜小贩都可自由出入。每小院前后紧挨，院外左右是
道路。这个大院，文联各协会的文艺家们多住在此，例如油画家倪贻德，“胡风分子”主将
路翎，左派戏剧家屠岸，曲艺界领导人陶钝，评论家戴不凡等等。

    芳草地5号靠中一排的10院，8间房中住着陈朗等6户人家，1957年反右斗争中，6家中3
家是右派。后来历经阶级斗争的深入，芳草地5号各院住户，陆续地不少划入“黑五类”份
子的范围了。

    张郁住在靠右边一排院落某院，在陶钝院之前，路翎院、唐湜院之后。他是四川人，出
道较早，到剧协之前当过报人、记者，性格活泼热情，爱交际，爱戏剧，尤爱川剧，相当自
许。1957年“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帮助过多了，秋后算账，如张郁其人自然是瓮
中之鳖！我在1959年离开福建到北京，与陈朗同住芳草地5号十院，因属右派，是孤立的。
平日来往也是右派，不敢公然交往，影影绰绰，避人眼目。张郁都是夜间来我们家。那时反
右斗争已胜利结束，全国揪出的右派份子据说有百万之多，文联各协会所定右派，部分已
“先遣”入监或遣送边远劳改，其他大多尚在等待处理，前途未卜，人心不定。张郁尤见忧
愁，因为他的妻子，川剧名演员杨淑英提出要和他离婚。杨身为共产党员、川剧院院长，本
来嘛，张郁既是四川同乡，又是全国剧协大编辑，是川剧的鉴赏者，杨淑英表演艺术的吹鼓
手，玉种蓝田，门当户对。但是张郁划成右派了，四川省领导不能让四川省的名家有一个右
派丈夫，不能在政治上沾污共产党要培养的红人。是一定要杨淑英离婚的，杨淑英从小学艺，
出身贫寒，“根子”正，是提拔对象。她没有多少文化，谈不上远见卓识，经不起政治压力
及地位的诱惑。她一次次从四川赶到北京，他们新婚不久，还来不及调到一起，她要来面议
离婚。但每次都以“抱头痛哭、情意更深”而分别！夜深时，张郁向我们诉苦，满面的焦虑
与无奈，但是他对杨淑英祇有理解，没有怨言。他时又患腰痛，似乎忽然衰老了。

    时在“大跃进”、“大炼钢铁”，文联在怀来（桑干河畔）设有劳动基地，各协（剧协、
音协、美协、曲艺等等）轮调一般干部到那里“劳动锻炼”，而定性的右派们也调入其中，
名曰“劳动改造”，受所谓贫下中农和无冕同志的监督，实际上是受后者的监督，饿肚子的
老乡哪里管得着这许多。张郁和陈朗们也都先安顿在这一基地，等待再处理。对右派份子的
处理，渐次展开，这是从1958年春天对极右份子驱送北大荒以来的继续。后我们一家发遣甘
肃，于是变买家俱，分赠古董，束装远行，这是我们今后20多年每况愈下的第一步。目的地
是甘肃兰州。60年代初期正是路有饿殍的时期。陈朗分在甘肃省文化局戏研会工作。他曾从
文化局分回一小袋土豆，在大街上被人抢了。10月的兰州，已经下雪，据说在春天，不仅像
北京一样风沙满天，还要落土。我们到了兰州约两个月后，张郁亦从北京被驱遣到了省文化
局。我们又在贤后街一个院落里相聚，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呵！他仍然抑郁寡欢，最先
告诉我们的消息是与杨淑英终于离婚了。在兰州祇过了一个月，他想回成都去，提出辞职。
当时的形势，对“辞职”一说，大家不可理解，无法接受，真乃“爹亲娘亲不如党亲”，怎
么可以离开“组织”，脱离“组织”？否则一个人不就没有前途和没有活路了吗？但在那个
年头，谁又顾得了谁？张郁一走，再也没有音讯。

    过了漫长的颠沛的20年后，直到1979年底和次年初，右派“改正”，张郁像出土文物一
样，又冒出来了，他又回到了北京，参加文化部举办全国戏曲会演的会刊编辑。陈朗比他仅
早数天，已从甘肃西部农场经兰州返北京。二人又成了同事。接着剧协体制恢复，二人均回
到剧协。

    20年不见，张郁还不见老，然仍孑然一身。他说这20年以来，虽然在“文革”中吃了不
少苦头，但学会了木匠活，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张木匠”。他笑着对我们说：“待你女儿
出嫁，我亲自为她们做家俱。”

    约1985年夏，我们在杭州老家，张郁因出差之便到杭州看我们。我的居所是旧屋、阁楼，
但是很雅致，帘笼低垂，顽石生烟，时花满座，张郁很赞美。我们请他到龙井饮茶。他对西
湖，对龙井的幽深林密都极欣赏，他让我们代购两斤上好的龙井名茶为杨淑英寄去。谈到杨
淑英20年以来对他，无论是经济上、精神上仍都支持，她的子女亦待他如同亲爹。杨与后夫
感情不好，落实右派政策后，他曾想过破镜重圆，但终属不可能。

    1986年，我为张郁介绍了我们的朋友施美玲，觉得他俩可以互相扶持走完人生这条道路。
小施是个孤女，年轻时恋爱受挫，一直觉得没有好男人，故而一直单身。她护士出身，40岁，
有些漂亮，有些情致，喜欢与三五良朋品茗赏景，喜欢听苏州评弹，情性温厚，但身体多病，
长年患高血压。张郁看了她的照片，经过我的口头介绍，觉得他们俩人可以作进一步的交流，
因工作忙，先两地通讯。这本来是件好事，如果“好事”终于因为“多磨”而成功倒也罢了，
通讯后不久，不料小施忽然摔了一跤，竟中风卧床了。张郁想整理一下手头工作，南下探望。
他先汇来数百元钱，然后是两封长信，备极安慰，说是安排她进京治疗，将遍访天下名医，
为她妙手回春。信写得真挚感人，不相信是50多岁的男人手写。他还说“即使她终生卧床，
也不以为累赘”云云，还设想了他们以后共同生活的情况。

    但施美玲毕竟未及等到张郁来面见她，就去世了。医院的护士说她“死得很快乐”，头
一天她还好好的，来了一位广州朋友，为她洗头，为她烧了些可口的菜肴，一起看什么信件，
朋友到晚上才离去，临走前还一起唱歌呢！可是她就在这天午夜突然地，悄悄地死了。我不
能明白她那天的心情，但护士们都说“她很快乐”！

    一直到1990年，张郁与武汉一位歌唱家结婚了，我常常在北京，因逗留时间短暂，始终
未见着这位歌唱家，据说是色艺双全。张郁是多情种子，他历经患难，必然珍惜，我祝福他
们地久天长！


肖里

    肖里是漫画家，当日京城漫画界，他的声名在方成、钟灵之后，与李滨声齐名，能在20
余岁进入美术界核心美协为漫画专业者，可谓少年得志。

    1959年，我居住芳草地5号大院时，他住在我的10号院前院（8号院），他家的后窗，开
在我阶前的“照壁”上，声息相通，遇有紧要事或者贪图方便，即于此窗传递、沟通。

    肖里于整风运动“鸣放”阶段画了不少满含讽喻的漫画，内容犀利，这些画曾得到反右
时重头对象“章罗联盟”（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心人物章氏的欣赏，使其加重“罪行”，
后成为特级右派的份量！在右派等待“处分”之际，在不安、无奈的同时，各各难免有嘤鸣
求友，互慰寂寥之举，经常是夜间相约于僻处的酒楼，借酒浇愁，或豪饮狂歌。肖里与陈朗、
杜高、胡忌一时成为“酒中四友”。四友中唯独胡忌是逍遥派，他是有成就的青年戏曲史学
家，“右派”漏网者。痛饮的结果，往往“醉扶归”。

    59年我到芳草地时，杜高已于上年4月被定为极右份子，与汪明（二人同属吴祖光“小
家族”成员）、戴再民、唐湜、阮文涛等同时发遣东北兴凯湖冰天雪地劳动改造。“醉扶归”
的生涯已告一段落。肖里和陈朗处分较轻，暂时还未离开北京，祇是肖里到怀来（桑干河畔，
张家口地区），陈朗到安国（保定地区），属“监督劳动”。

    与肖里作芳邻时，他独居，妻子张大盈，好像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工作，她从不到肖里居
所，所以在一、二年内，我没有见过大盈一面。张大盈是山东人，她的父亲原是山东的老民
主人士，很有声望，共产党入北京城，49年开国大典前夕，即应召参与“政协”，商讨“政
体”。老先生在57年也被打成右派。约在58年年底，肖里曾到山东看过一次老岳丈，翁婿俩
右派谈得很投机。老岳丈说在开国前夕的那次“政协”，他对“一面倒”（苏联）的国策提
出了不同看法。他最瞧不起的人是郭沫若，说是“小丑”，“应声虫”。还说在议政大厅里，
后来为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祇有“站”的资格，“什么东西” ！根本不在老先生眼里。
他还豪迈地对贤婿说：“右派份子，休小看这顶帽子，20年后大家恐怕要抢着戴！”肖里向
我们转述老岳丈的这番谈话时，我们体味这“20多年后要抢着戴”的话无不精神为之一振！
大盈出自如是名门，看来她与肖里之间的感情破裂不会是因为政治原因，但从肖里口里，有
时也听过他们热恋的往事描述。独居中的肖里，还带着3、4岁的儿子，平时在幼儿园，祇在
周末带回芳草地。夏天周末，他常携儿子在我阶前小柳树下共进晚餐。

    在一段期间里，肖里曾被调回美协打杂，家居时也颇见悠闲，这时他的热情转到搜集世
界名著（中文译本）上，出入书摊，尽量寻觅旧书，他将购买之书拆去封面，然后装订上自
己设计的统一的精装封面，黑底、朱红字。“红与黑”排列在几个书橱里，美观、整齐、庄
重！即使再破旧不堪的旧书，他都细心装订，哪怕是高技术的“蝴蝶装”大厚本，他都能极
专业地修补、改装，并乐此不疲！

    肖里之所以能够常回北京，原因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大跃进”的狂热中，到处“诗画满
墙”，7、80岁的农村老太婆和几岁的小娃娃都写诗，全国人民都是诗人，这些诗歌都要配
插图。肖里会画画，政治任务第一，他因此减少了田间劳动，整天在白粉墙上为那些“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类的诗歌配画，他还常常公差回城购买
工具、颜料，得以回芳草地住处小休。

    但肖里大部份时间还是在桑干河畔劳动（文艺界的右派大多被分置在头堡、四堡、五堡、
八堡等村落，丁玲先前曾在八堡体验生活，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即以此地为背
景）。这期间，他曾与李又然同室而居，成为难友。李又然是诗人、翻译家，属作家协会管
辖。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最高潮是批判“丁（丁玲）、陈（陈企霞）反党集团”，全国报刊雷
厉风行大批特批其“罪行”，李又然竟是该集团的“死党”、“黑干将”、“家丁”。有一
幅漫画，为“丁、陈反党集团”造像，李又然被画成穿着戏台上丑角皂帽服饰，手举写有
“丁”字灯笼的奴仆形象，讽刺他是“丁、陈”集团的“家丁”。李又然的名气本来并不大，
这时他成了全国“知名”人氏。

    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赴塞外探亲，肖里回京城办事时为李又然捎带家书，自然，刘蕊华
和肖里成了熟人、朋友。刘蕊华比李又然小20多岁，而比年轻英俊的肖里大5岁，当时仅35
岁。1960年前后，我住芳草地时，刘蕊华常来看肖里，也曾在我家小坐、便饭。她生相娇小、
轻盈，面目清秀，但是憔悴、消瘦。她与肖里从同情竟至相爱了。她曾向我述说，她与李又
然的那段婚姻是师生情，而非夫妻情，她尊重李又然的为人和学问，是尊敬，不是爱。她认
为她与肖里的感情才算得上爱情。她将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它，拥有它。她称肖里为“孤儿
阿廖沙”。阿廖沙是莫泊桑小说的主人翁，描述一位妇女抚养一个孤儿，这孤儿成长后，认
为养母是世上最可爱的女人，爱她，并娶她为妻。她以此比喻肖里对她，有如阿廖沙挚着、
热烈，不顾其他的专注爱情。

    1960年间，我随陈朗“发配”西北，一路烟尘，形影相吊。到第二年冬，收到肖里自东
北来信，说他和刘蕊华终于历经曲折，成了眷属，当他发配东北时，刘蕊华抛别都市的繁华
与一切感情瓜葛，相随出山海关，踏上生长乌拉草的土地，他俩情深似海，而且有了一个女
儿。肖里说这女孩像她妈妈一样清秀。这是肖里给我们的唯一信札。以后阶级斗争更趋残酷，
岁月艰辛，彼此一切音讯都断绝了。

    20多年后右派“改正”，“生入玉门关”，在京与来自各地区的难友相聚，但未见肖里
俊影。据自东北返回的人们说，肖里早在1970年左右自杀了。我至今不能理解肖里的死，他
生性乐观，奋发勤勉，就算忍受不了无休无止的迫害，他又如何抛闪得下随他流放天涯以他
的爱为支柱的女人？还有那个同样清秀的女儿？

    据说，当初刘蕊华向李又然提出离婚时，李又然非常豁达大度，他理解刘蕊华，他觉得
无论从政治压力上，从感情因素上，他都该与刘蕊华离婚，盼望她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刘蕊
华再嫁的人又是一个右派，她并非攀龙附凤！李又然的命运像一阕悲歌，他在怀来呆了许多
年，虽未发配到更远的地方，他被人遗忘，寂寞、失意、病贫、饥寒，最后到了无栖身之所，
无谋食之处，他终于凄惨地“路毙”在北京一所公园的靠凳上。

    今天，我在这繁花似锦，平和、宁静、友好，不谙斗争哲学的异国，向他们招魂，肖里！
李又然！魂兮归来！